辛亥！辛亥！
作者：南都评论 来源：南方网
公元1911，岁在辛亥。
这一年，蒋翊武等人将“振武学社”更名为“文学社”。这不是一次风花雪月温情脉脉的聚会，文学的幌子下，是革命的潮流。此时的主角，在这一年还有更重要的戏码。
这一年，黄花岗起义失败。尽管碧血黄沙，孙文囿于广东一省的举事屡战屡挫。革命的主张貌似趋于边缘孤立。而半年之后，一切价值重估。
这一年，四川保路。清廷的国有化，罔顾契约，与民绅争利，遭遇反弹，惟知以枪杆子弹压，然则愈压愈弹。若无巴蜀之变，革命破局必当延后数年。
这一年，武昌首义成功。南方诸省纷纷独立，半壁河山易帜。南北对峙，边打边谈，终促帝制终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七十年顿挫彷徨，至此闯出一个新方向。只是这个新方向，当时便有人视为洪水猛兽。
如果没有后来事，一时一地的风云，只会掀起漫天迷雾。对时代下一个定义，给历史出一个答案，都显得无比艰难。
这一年，局势丕变，疾风暴雨，快马加鞭。历史驶入了快车道，拖拖拉拉的半吊子宫廷改革彻底输牌，毫无诚意的假惺惺政治承诺也完全破产。
这一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延至华夏。民主、宪政、约法、权利、制衡、自治……崭新的话语下有崭新的命运。
这一年，风雷激荡，明争暗斗，激烈交锋。各色人物粉墨登场，各支力量厉兵秣马，各种主义跃跃欲试。欲望与理想交织，旧时代与新格局相叠。
辛亥岁末，清帝退位，诏书有云：“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而亲拟诏书文本的张謇，却在日记里写道：“此一节大局定矣，来日正难。”
果真来日正难！缔造民国实属不易，建设民国更是难上加难。
爱新觉罗氏被赶下了龙椅，袁氏却又迫不及待想重新坐上。内有杨度献策：“中国如不废共和，立君主，则强国无望，富国无望，立宪无望，终归于亡国而已……故以专制之权，行立宪之业，乃圣君英辟建立大功大业之极好机会。”外请古德诺助威：“民智低下之国，其人民平日未尝与知政事，绝无政治之智慧，则率行共和制，断无善果。”
中央权威，政党轮替、社会秩序、元首更迭，军队归属。种种问题喷涌而出，政治框架无力解决，只有诉诸武力相争。二次革命、护国战争、军阀混战、北伐统一。轮到国民党建设民国，独裁之性质，无容争辩。甚至直言：“独裁政治的兴起，替代民主政治的衰弱，是近代政治的趋势。”并称：“在今日的中国，独裁的反面，决不是民主，而是多裁和割据。”
一百年前的辛亥革命，想国人不敢想，为众人不可为，从君主走向民主，首先是为中国的连绵历史划下了一道至关重要的分水岭。在分水岭之前，是三千年来“朕即国家”的反民主大传统；在分水岭之后，又绵延三、四十年蒋氏大权独揽的伪民主小传统。恰恰是在这样的两段历史当中，辛亥革命关于造共和赋民权的理想与热望，才尤显真切与赤诚，才尤显珍贵与高度。
1851年，是另一个辛亥。其时的中国，洪秀全在广西金田起义，继而席卷江南，掀起了长达14年的太平天国运动。这场以拜上帝教为动员资源、宣称要建立人人平等之地上天国的农民起义，却迅速迷失在了争权内讧与奢靡腐朽之中。比之其敌手清朝廷，太平天国还建构出了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个人崇拜与等级制度。这是一场未曾走出历史循环的抗争。
辛亥！辛亥！60年未必成为一个周期，100年也只怕不足以作终极总结。
但两岸多有共鸣者，那些对伟大民族复兴有信心、对现代文明存信仰的基因，看似脆弱，却蓬勃向上，顽强生长。
辛亥革命，为“什么”而纪念？
【本期头条】
保障和改善民生要与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和水平相适应，既要尽力而为，又要量力而行。既要尽力解决当前必须解决和能够解决的民生问题，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又要正确认识国情和省情，本着对历史、对人民的长远和根本利益负责的态度，不能用运动式的方式解决民生问题，要充分考虑各方面的条件和可持续承受能力，做到办实事符合民意，做好事不超越省情和民力。
【专题· 辛亥百年祭】
一百年前的辛亥革命，想国人不敢想，为众人不可为，从君主走向民主，首先是为中国的连绵历史划下了一道至关重要的分水岭。在分水岭之前，是三千年来“朕即国家”的反民主大传统；在分水岭之后，又绵延三、四十年蒋氏大权独揽的伪民主小传统。
南都社论：辛亥！辛亥！
辛亥革命是一群乌合之众来摘清王朝的烂桃子，然后建立了一个弱势的政权，弱势政权的内部制度和《临时约法》是一个芦苇织成的狭小“笼子”，关着一个大老虎。当“老虎”冲破笼子后，就废除了民主政治，实行威权政治。
萧功秦：革命的乌合之众摘了清王朝的烂桃子
民国进入了一个“群氓时代”，辛亥革命推翻了一个人的特权，却带来了更多人的特权，一个真皇帝被赶下了台，更多的军头、土皇帝们却迅速崛起(结构不变、结果不变)。
方绍伟：大清为什么亡于辛亥？
胡锦涛说：中国共产党是孙中山最忠实继承者;马英九说：台湾实现了国父孙中山的理想。两岸执政党都宣称自己是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的继承者。辛亥革命的三大胜利成果是：实现宪政捍卫言论自由，建立三权分立的政治架构，抵御列强侵略捍卫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既然两岸对孙中山思想崇敬有加，为何不能回到辛亥，超越辛亥呢?
郎遥远：“辛亥百年”的空中“胡马会”
今天我们纪念辛亥双十，就要继承先烈先贤这种理想主义，不怕风雨，勇于开创，让我们的国家成为华人世界的典范。中华民国不只是国家的名字，也代表了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对嚮往自由民主的华人地区也将产生示范作用。
马英九：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
孙氏的思想，不仅体现在《建国方略》上，更重要的则是“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
他在弥留之际，念念不忘并深以为憾的，乃是“生死常事，本无足惜，但数十年为国奔走，所抱主义终未完全实现，希望诸同志努力奋斗，使国民会议早日成立，达到三民、五权之主张，则本人死亦瞑目矣。”
其借鉴意义在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以及维稳，固然是执政的第一要务，但民主，法治，宪政，乃是立国的基础，社会长治久安的根本，一如总书记所说，要“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缺一不可。
高人：辛亥百年有感
一百年前，末代皇帝被赶下台，中国人终结了延续二千余年的帝制，人们欢欣鼓舞，以为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从此可享民主共和之福。然而，历史的实践却给中国人开了一个很大的玩笑，就国人能够享受的民主权利和个人自由而言，后帝制时代并不一定比帝制时代为多。
洪振快：赶皇帝下台，不等于实现了民主
【语录·观察】
苦苦追索的中国人，又要在充满苦味的感情中举起巴掌，对准自己的脸来一番自我解剖了，譬如中国的学术环境污染严重，中国的教育机制制约中国教育的发展，对自由精神的压抑和对人文精神的漠视使中国人变得没有创造力，等等，总之，和外国人特别是西方人相比，人家的月亮就是圆，而我们像是魔鬼附体，到处都是灰暗。
朝鲜坚持的仍然是社会主义道路，仍然把中国当成社会主义的盟友，仍然感念着六十年前那场战争结下的友谊。顶着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机器的压力，甘守清贫的生活，为自己在亚洲的同志坚守着一片战略缓冲区——这就是今天朝鲜所做的一切。支持朝鲜，义不容辞!向英雄的朝鲜人民敬礼!
鄢浪云：亲历朝鲜感言
民主制度保障政权在和平有序中更替，防止了社会动乱，维护了社会各阶层的权利。中国能否跳出“治乱循环”的怪圈，归根结底取决于中国市场经济能否健康发展，能否割断权力与资本的勾结，以及以三权分立、普选为特征的民主制度能否在中国确立。
信力建：中国会持续“治乱循环”的历史吗？
现在真正的以人为本是以一个鲜活的生命来考虑问题，每一个人都是鲜活的生命，加在一起。这就是马克思讲的自由人的联合体，每一个人都是自由的，都是独立的，加在一起，最大的得到了幸福，这个团体就是幸福的。
资中筠：我为什么常常“感时忧世”
【语录·争鸣】
没有及时、有效的民主监管，所以各种恶性事故频发：从铁路到公路的追尾;从矿山到工厂的灾难;从桥梁、建筑，直至电梯的，各种大小毛病，千奇百怪，不一而足。被裹挟的老百姓，或挣扎于令人羞涩的“竞贫”台上，或翻腾在付出远多于收入的农、工业中……无奈地承认：活着，是做中国人的最大权力，哪怕只是毫无个人权力，奴隶般地活着。江湖雀语：今日新闻说香肠
道歉不是追究罪行，而是良心上的表示。罪行的追究是有时效的，而且也需要明确的主体，经常是具体的人。历史上所发生的错误实际上难以补偿，罪行也往往无从追究，而作为道德体现的正义恢复、良心醒悟没有时限，一个国家、一个政府、一个民族如果曾经犯下罪错，那么偿还道德与良心上的债务，永远是需要的。
刘洪波：无论早晚，正义必须到来
作为中国年轻一代的精英，芮成钢拥有极好的平台，可以向观众们介绍一个更真实的世界，也可以利用其高人气，用睿智、成熟和人格魅力去向年轻的粉丝们传递一种积极的价值观。可惜，或许是身在体制中，他慢慢被同化，变成了利益的维护者，成为了一个哗众取宠的演员。
连鹏：芮成钢，请不要哗众取宠
【语录·革命与改革】
戈尔巴乔夫的伟大，不仅在于他是苏联思想解放的先驱，开启了改革的进程，还在于他有使用武力的权力，却没有使用武力去镇压人民的自由。
胥志义：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失败了吗？
称为神的和称为魔的战斗，并非争夺天国，而在要得地狱的统治权。所以无论谁胜，地狱至今也还是照样的地狱。
中国经营报：投机的风暴：辛亥革命中的机会主义
毛泽东用苏联经验和中国底层造反文化传统，对其重新组装，一切为了现实服务。所以中国共产党走上武装斗争道路以后，从表面上看，确实有强烈的农民造反色彩，但是它有两个新因素，一是有党，二是有意识形态，且对这个意识形态有一套简明易懂的解释，能够产生凝聚力。另外，中国共产党也是不断通过与对立面的斗争和党内斗争，才巩固下来的。
高华：“革命叙述”的兴起
全球的“茉莉花革命”和美国的“占领华尔街”只是未完结的社会、政治危机的一部分。一方面，我们要认识到，美国是危机驱使变革的体制；美国民主的价值不在于它保护自由权利，而在于人民可以反抗政府、捍卫自己的权利。另一方面，全球的社会、政治危机还在深化演绎，最后谁会存活、谁会消失，还需耐心看下回分解。
夏明：“占领华尔街”毁誉解读
【本期封底】
任何制度安排都有其相对优势与劣势，就目前西方发达国家来看，他们由于民主充裕而陷入困境，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克服“民主的经济矛盾”和“民主的公地悲剧”。从中国的情况来看，政治天平向精英政治方向太过倾斜，政府太过强势，以至于平民团队由于难以把自己的“话题”转变成政治决策的“议题”而变得火气十足。因此，如何克服全能主义困境和公权主导下的“私田”悲剧，那可能是中国的问题。
燕继荣：民主体制的困境及改革的方向
辛亥百年遗产：几个层面的观察
作者：秦晖 来自：南方都市报
辛亥百年，人们已经写了浩如烟海的文字；百年辛亥，人们依然还有太多的话要说。一百年来，在国难当头、强敌入侵时，人们为“民族”而战斗；因积贫积弱、温饱难求故，人们为“民生”而拼搏；当国家自立、国民脱贫后，对“民权”的追求又强烈起来。只要民主前贤、共和先烈的理想未能完全实现，“辛亥情结”就会一直萦绕在人们的心头。
近代中国的发展非“三阶段”而是“两条线”
过去人们对辛亥革命的许多细节不甚了解，予以辨析绝对是必要的。但是过去对这段历史的大背景也有许多似是而非的描述，这恐怕更应该反思。
例如，过去人们常从“中西文化碰撞”的角度看近代史，于是流行一种“三阶段”的叙事：洋务运动时国人热衷于船坚炮利，学习西方的“器物”；戊戌、辛亥国人由改良而革命，是学习西方的“制度”；而以五四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则达到最高层次，开始“改造国民性”，学西方的“文化”了。
这种把“文化”列为最高层次的“三阶段”论反映了一种文化决定论的观点。但它未必符合事实。笔者曾指出：其实鸦片战争后一些先进国人对西方“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的共和民主“制度”产生羡慕，并不晚于国人重视器物层面的“船坚炮利”，而像刘锡鸿那样反感西方“器物”，却对西方“政教”私下称羡不已的现象也并不罕见。但是，最为重要的反证应该是太平天国：作为基督教这一“文化”在华造成巨大影响的事件，太平天国早在洋务运动之前就震撼了神州。今天的“新儒家”常责怪民初新文化运动反儒。其实太平天国对“儒家文化”的极端排斥和禁毁，对“基督教文化”的狂热信仰和推行，都比被今人称为“激进反传统”的新文化运动要激烈得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太平天国在“器物”和“制度”两方面却没有什么“进步”可言。
我把“选择什么”称为文化，而“能否选择”称为制度，我以为这样的理解是符合人们常识的：爱吃中餐和爱吃西餐是文化之别，但饮食自由和饮食管制是制度之别；信基督和信孔子是文化之别，但信仰自由与神权专制是制度之别；拥戴圣贤和拥戴能人是文化之别，但是否有权选择拥戴者(是否民主)，则是制度之别。从这个角度看，太平天国“文化”上以耶排儒，制度上却实行中世纪式的神权专制，是典型的“西化而非现代化”运动。
30多年后的义和团，“奉旨造反”，大闹京师，对与西方有关的一切，从“文化”、“制度”直到“器物”全都一锅端了。但是，如此激烈“反西化”的义和团运动对于弘扬中国文化起了什么作用？哪怕就是“传统文化”、儒家文化、“文化保守主义”，在庚子狂潮中得到了一丝一毫的支持吗？义和团请来各种“神仙”，从太上老君、黄连圣母、伏魔大帝、洪钧道人直到“念咒语，法真言，升黄表，敬香烟，请下各洞诸神仙”，可谓有奶便是娘，但从来没提孔孟，更没人提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满口怪力乱神，噤声道德文章”就是这个“运动”的特点。“文革”时有人把义和团列入“历史上劳动人民反孔斗争”之列，也不是空穴来风的。义和团“反西化”却不尊儒，整一个“荆轲颂秦王”的活剧而已。
于是，从“金田起义”到“庚子国难”，中国历史经历了两个“大拐弯”。同样以专制制度为基础，太平天国要以基督教扫除孔孟之道，实现“中世纪式西化”，而义和团要以“各洞诸神仙”扫除基督教，实现“怪力乱神式本土化”。洪秀全们要把“西方中世纪的人权标准”强加于中国人，而老佛爷慈禧则绝不允许中国人试试西方现代的人权标准。“文化资源”一西一中，反现代化的制度取向却如出一辙。值得注意的是：在两者同样排斥西方现代文明的同时，两者对儒家的仁义道德也并不感冒：天朝把孔孟之道斥为“妖书”而禁绝，“神团”则恰恰以怪力乱神的妖言来排斥孔孟之道。这样看来，现代文明与孔孟之道在这两场灾难中与其说是敌人，倒不如说更像难兄难弟了。联系到后来的一个时期天朝与神团都被当作两大“高潮”而捧上云霄，而当时恰恰也是“西方的”宪政法治与孔孟的传统道德两者都扫地以尽的年代，岂不令人深思？
显然，与“三阶段”说相反，近代以来中国的发展更像是“两条线”：在一条线上人们不断地折腾“文化”，不断地在“西化”与“反西化”之间反复。太平天国搞“西化”，义和团“反西化”，新文化运动再一次提倡“西化”，但当时的“反传统”按王元化先生的说法却是“反儒不反法”。到20世纪下半期又再次大力“反西化”：开始反“资本主义”(欧美)，接着反“修正主义”(苏俄)，“文化大革命”原说是“封资修”一齐反，看来是要彻底“虚无”了。但是到了“文革”后期忽然大搞反孔扬秦、批儒捧法，出现全民读《韩非》、全面大“专政”的奇观。到了改革时代，先是拨乱反正，出现“荆轲刺孔子”的“西化大潮”，后来又“三十年河东”，形成“荆轲颂秦王”的“传统热”，一直到现在。
既不“西化”、也不“反西化”的辛亥革命
与此不同，另一条线就没有这样折腾，但也充满了坎坷。那就是制度上的现代化变革，尤其是政治制度的现代化。鸦片战争后就出现了以“三代”喻西方，希望摆脱秦汉以来的“大盗-乡愿”之制，实现古儒“天下为公”理想的呼声。到了戊戌，开始了以“孔子改制”为舆论准备而以学习“西法”为主要内容的改革运动。但是，“中国天下为家已更数千载，政令统于一尊，财富归诸一人”(刘锡鸿语)，此种体制下的既得利益集团不容改革。他们的倒行逆施不仅断送了体制革新的一次机会，而且直接导致了庚子国难。
经历了“西化而非现代化”的太平天国和“反西化但并不尊儒”的义和团，这两场“文化”方向相反、制度基础却类似的“武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后，辛亥时代的国人明白了：中国之病不在于“文化”，而在于专制制度。
辛亥革命比戊戌变法要“激进”，但两者共同点都是针对制度而非“文化”。笔者以前曾把戊戌以前的改革思潮称为“反法之儒”引进西制以“排秦救儒”的尝试。到了辛丑国耻后，辛亥革命前，由于国难日深，也由于日本变革的影响等原因，人们对“反法之儒”的兴趣渐消，而学习西方，实行宪政、革命成为思想界关心的重点。但是那时也并没有反儒非孔之说。
辛亥前中国经历了基督教迅猛发展的时期，很多人成了“教民”。辛亥时期的革命党人和立宪派中都有不少基督徒，尤其是革命党，从1883年就受洗入教的孙中山，到武昌首义功臣孙武、吴兆麟、蔡济民、熊秉坤、彭楚藩与刘复基，据考证都是基督徒，甚至还有基督教中国籍神职人员和司牧组织也积极参与了革命。但是，无论革命运动或者立宪运动，本身都并无宗教色彩。孙中山的著作中经常称引“天下为公”之类的儒家经典，革命党人中也有章太炎这样的国学大师。更有甚者，投入革命的还有号称“革命和尚”的释太虚和苏曼殊、铁禅等佛教徒，在宁波等地，一些寺庙还组织了“僧军”参加革命。可以说，当时人们关心的是专制还是民主，而对信基督、佛陀还是信孔孟并没有看得多么对立。
辛亥革命时期是民族主义高昂的时代。革命党人的民族主义主要是“反满兴汉”，而立宪派的民族主义比较重视国族意识，强调在列强瓜分危险中追求中国的自立。但是无论反满兴汉还是国族自立，当时都没有被与尊崇或禁绝某一宗教、某一信仰或思想流派混为一谈，很少有人认为信基督还是信孔孟与爱国还是卖国有什么关系。当时作为民族认同象征的主要是一些符号化的“文化”，尤其是所谓“汉衣冠”。从革命前的剪辫易服开始，恢复、振兴“大汉衣冠”的呼声一度高涨。武昌首义后的军政府门卫穿起宋代武士装，钱玄同则在浙江军政府任职时穿上他特地考证出来并自制的“深衣”、“玄冠”去上班。但这一切都出自自愿，出自由衷的民族自豪感，当时并没有什么人主张实行民间服装统一或服装管制。而他们透过这些认同符号凝聚“民族意志”后所要实现的，则是每个国民的利益、自由、公民权利和国民整体(国家)的对外主权，而不是什么宗教、学派和思想的至高无上地位。同一个人，身穿“汉衣冠”，信仰基督教，弘扬自由民主，学术上热心国学研究，政治上为国人内争人权、外争主权，都是完全正常的。
这个时代的人们对于太平天国与义和团都有反思，但几乎没有人喜欢太平天国的“文化”政策，也没有人欣赏洪秀全的“拜上帝天国”，尽管孙中山等人都是基督徒。而对于“扶清灭洋”的义和团，辛亥时代的人们批评就严厉多了。尤其是革命党人，既反感“扶清”也鄙薄“灭洋”。邹容在《革命军》中抨击道：义和团属于“野蛮之革命”，它“有破坏，无建设，横暴恣睢，足以造成恐怖之时代”，“为国民添祸乱”。鲁迅则认为“义和团起事”是“康有为者变法不成”后“作为反动”的倒行逆施。蔡元培说：“满洲政府，自慈禧太后下，因仇视新法之故，而仇视外人，遂有义和团之役，可谓顽固矣。”
显然，与所谓“器物-制度-文化”的三阶段说不同，晚清中国人实际上经历的探索过程是“西化”-“反西化”-“现代化”。在经历了太平天国与义和团两次“文化”浩劫之后，辛亥革命成为一场纯粹的“制度革命”，它既无“西化”色彩，也无“反西化”色彩。它不去“刺孔子”，更不“颂秦王”，而就是要改“秦制”。它追求的就是民主共和的普世价值、是现代化(尤其是政治现代化)。
辛亥之后：民国历史的正反两面
谈辛亥革命的意义就不能不提到以辛亥为开端的民国时期。但如果说中国人无论两岸对辛亥革命基本都是肯定的，对民国的评价可就天差地别了。
应该说，这两种极端的评价各有其事实依据。一方面，辛亥以后的民国时期，给人以兵荒马乱、内忧外患、民不聊生的印象。事实上从清帝逊位到“二次革命”、护法战争爆发，辛亥革命“胜利”的喜悦几乎倏尔而逝，接着就是一连串的战争、革命、抗战、内战，整个民国时期严格地说没有真正的和平岁月，“黄金十年”也不过是战乱较少而已。而这十年之后就出现了毁灭性的连续12年大规模战争。于是有人说“辛亥革命是20世纪多灾多难时代的开端”。
这种说法，显然是过分了。实事求是地讲，我国历史上改朝换代的大乱，没几次比清亡后的灾难小。辛亥革命所追求的宪政民主本来就是要终结这种“治乱循环”的周期性灾变，但“革命尚未成功”，王朝周期律就仍然起作用。“秦失其鹿，楚汉逐之”，清失其鹿最后是国共逐之，我国传统时代改朝换代都这样，未必是搞了共和之过，更不是由辛亥革命“开端”的。用传统的说法：清祚已历270年，“气数已尽”，没有辛亥它就能传承永久吗？事实上太平天国战争就意味着清朝已经进入末期。我国历史上的王朝要么在大规模民变中直接崩溃，要么民变被镇压后，镇压者成为军阀寡头，王朝演变成群雄逐鹿状态。黄巾之乱后的东汉、黄巢之乱后的晚唐就是如此。晚清也同样，太平天国之乱后从湘、淮成系，发展到庚子时的“东南互保”，再走一步不就是各省独立？本来已是末世趋乱，民国不过是未能止乱、以“真共和”替代这种王朝循环而已，遗憾应该，苛责则不必。
以宪政取代专制是政治现代化的逻辑必须，但宪政之路不好走。世界史上“封建”传统的民族（如欧洲、日本）通过君主立宪实现宪政的成功率较高，而像中国这种中央集权帝国，君主立宪少有成功。立宪不成，革命发生了，其中因素很多，后人也没有必要强分对错。实际上那时立宪派与革命派也没有过去说得那么对立。过去为鼓吹革命就要痛骂立宪，现在有人为肯定立宪又痛骂革命，同样都是片面的思维。欧、日各国走君主立宪之路，也未必一帆风顺。最顺利的英国也折腾了几十年，日本就更不用说，明治维新下面的“大正民主”昙花一现，很快演变成军部专政，不要说给日本，给世界都惹下大祸，后来还是在美军占领下回到宪政之路的。中国辛亥革命后宪政没能扎根，重演了历朝的乱世，所谓“宁作太平犬，不为乱世人”，说是水深火热也不为过，这是一个面相。
但是辛亥以后的中国进步，这就是民国史的第二个面相了。政治上虽然没能建立成功的宪政，但也播下了种子。经济上在战乱不断的情况下，中国经济从清末到民国时期最高水平的发展速度至少不比同一时期完全处在和平中的印度慢，应该说也是很难得的。尽管这个最高水平未能维持，到民国末年又因毁灭性战争而崩溃到废墟状态，但以此种战争废墟来抹杀整个民国时期的经济发展是不公平的。外交上从南京政府“改订新约收回利权”的“革命外交”到因坚持抗战赢得国际尊重，中国成为联合国“五强”之一，当然更不用说当年新文化的风起云涌和传统国学的云蒸霞蔚，这也都是事实。
尤其是民国时期尽管兵燹不断，天灾人祸深重。然而与历史上“乱世”人口往往要损失一半以上甚至更多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民国却出现了历史上从未见过的人口“乱世增长”。民初到抗战前人口增速超过了清朝的康雍乾盛世。据侯杨方推算，1911-1936年间全国人口从4.1亿增长到5.3亿，年均增长率达到1.03%.尽管抗战时期又一次导致人口下降，但1949年年底仍达5.4亿。
独立自强：民国历史的第三面相
除了以上两个面相，还有耐人寻味的第三个面相：它始于民国，但它确实体现了一种从民国以迄于今的连续性。
传统上我们对于“旧社会”有个官定的说法，曰“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半殖民地”意味着“半独立”，而“半封建”意味着“半资本主义”。按通常的说法，1949年以后“半独立”变成了全独立，“半资本主义”却没有变成全资本主义，而被国家社会主义体制所取代。
摆脱“半殖”的过程：1928年开始的“改订新约，收回利权”努力虽然阻力重重，仍然取得进展，如实现了关税自主。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列强竞相废除租界和在华特权。抗战末中国成为联合国“五常”之一。战后中国军队入越受降与法国抗衡，支持越盟坐大；控制了中缅边界的果敢与“1941年线”外大片地区，更不用说收回台澎，我国对南海诸岛的控制也是从那时开始的。
而1949年后，我国恢复和平，大陆统一，国力逐渐增强，这都为进一步强化中国国家权益和国际地位创造了重要条件。
至于“半封建”，经济上如果指的是土地集中和租佃制，那么它在民国时期一直处在逐渐萎缩中，除国共两党激进程度不同的土地政策影响外，更重要的是当时的兵荒马乱和土地负担沉重也使得地主经营困难、土地趋于分散，而且分散的程度可观。说到“半资本主义”，从甲午战争到抗战前它应该说有了相当发展，当时“洋务”型的官办企业在萎缩，而外资和中国私营企业（即“民族资本”）成长很快，抗战前已占工业资本的94.2%.尽管外资与“民族资本”在政治方面被赋予不同意义，但它们经济性质相同。而国营企业（时称“官僚资本”）仅有5.8%的份额。
但抗战开始后就发生了转折：战时国家垄断和“资源委员会经济”扩张，民营企业战争中损失惨重，外资中的西资外撤，日资（敌产）和未内迁的沦陷区民营企业（战后大量被指为“逆产”）被没收，这些“国进民退”政策使国营工业在抗战结束后已占工业资本的一半，超过了外资与民营，这意味着市场经济向计划经济转型。
上述趋势中，从“半殖民地”走向独立自强应该是公认的进步。
关键词：认识辛亥的一些逻辑关系
1.“细节”与“大局”的关系
通过“细节”辨析来质疑“宏大叙事”是个很好的办法，但也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之弊。如辛亥革命，就不必回避宏观。归根结底，论述重大历史变革是不能不考虑宏观背景和宏观进程的。
2.历史与现实的关系
历史对现实的启示主要是价值观和智慧积累方面的，历史不能给我们开出现成的药方。而现实的主张也不能用于剪裁历史。不能现在主张和平改革就一定要否定晚清的革命，就像改革前主张“继续革命”就要痛骂晚清的立宪一样。今天我们以“事后诸葛亮”的身份评论革命，并不是为了指责当年的人们是阿斗，而是为了我们自己不要变成“事后阿斗”。历史不能轻言“必然”和“必然不”，已经发生不等于必然发生，没有发生也不等于必然不会发生。我认为清末和平立宪可能性很小，辛亥革命不能否定。
3.不能“只破不立”
实事求是看历史，要建立自己的叙事体系，不能只是把历史弄成一团乱麻就完了。
4.关于“革命”
人们常认为由王朝到共和是“革命”，而由王朝到君主立宪就是“改良”，而且人们似乎都认为，深刻的变化肯定是剧烈的，实际上，历来变革的深刻与否，与变革方式的惨烈与否都是两回事。
秦晖(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胡锦涛在纪念辛亥革命百年大会的讲话
同志们，朋友们：
100年前，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发动了震惊世界的辛亥革命，开启了中国前所未有的社会变革。今天，我们隆重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深切缅怀孙中山先生等辛亥革命先驱的历史功勋，就是要学习和弘扬他们为振兴中华而矢志不渝的崇高精神，激励海内外中华儿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共同奋斗。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列强野蛮入侵，封建统治腐朽无能，国家战乱不已，人民饥寒交迫，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遭受了世所罕见的深重苦难。在那个内忧外患接踵而至的年代，一切关心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人们无不痛切感到，要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富裕，就必须推翻封建专制统治，对中国社会进行根本变革。辛亥革命的爆发，是当时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振兴中华深切愿望的集中反映，也是当时中国人民为救亡图存而前赴后继顽强斗争的集中体现。
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孙中山先生站在时代前列，“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高扬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斗争旗帜，提出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政治纲领，率先发出“振兴中华”的呐喊，希望推动中华民族摆脱封建专制统治和外国列强侵略，推动中国跟上世界发展进步的步伐、跻身世界先进行列。孙中山先生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实现了“吾志所向，一往无前，愈挫愈奋，再接再厉”的誓言。在他领导和影响下，大批革命党人和无数爱国志士集聚在振兴中华旗帜之下，广泛传播革命思想，积极兴起进步浪潮，连续发动武装起义，有力推动了革命大势的形成。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统治，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传播了民主共和的理念，以巨大的震撼力和深刻的影响力推动了近代中国社会变革。虽然由于历史进程和社会条件的制约，辛亥革命没有改变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没有改变中国人民的悲惨境遇，没有完成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但它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极大推动了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打开了中国进步潮流的闸门，为中华民族发展进步探索了道路。
孙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先驱为中华民族建立的历史功绩彪炳史册！在辛亥革命中英勇奋斗和壮烈牺牲的志士们永远值得中国人民尊敬和纪念！辛亥革命永远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一座巍然屹立的里程碑！
同志们、朋友们！
辛亥革命后，接受这场革命洗礼的中国先进分子和中国人民继续顽强探寻救国救民道路。1921年，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有了用先进理论指导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中国革命出现焕然一新的面貌。
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先生开创的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最亲密的合作者、最忠实的继承者，不断实现和发展了孙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先驱的伟大抱负。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并同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国民党携手合作，建立最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辛亥革命后屡遭挫折的孙中山先生，把中国共产党人当成亲密朋友，毅然改组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形成席卷全国的革命新形势，给北洋军阀反动统治以沉重打击。孙中山先生逝世后，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他的遗愿，同一切忠于他的事业的人们共同努力、继续奋斗。经过20多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国人民终于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完成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和无数仁人志士梦寐以求的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开启了中华民族发展进步的历史新纪元。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展孙中山先生关于建设人民享有民主权利和幸福生活的现代化国家的理想，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完成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开展了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推进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伟大事业。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持续奋斗，中国人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谱写了中国发展的辉煌篇章。当前，全国各族人民正满怀豪情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团结奋斗。孙中山先生振兴中华的深切夙愿，辛亥革命先驱的美好憧憬，今天已经或正在成为现实，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
同志们、朋友们！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任重道远。我们要紧紧抓住并切实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继续团结奋斗。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辛亥革命100年来的历史表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找到引领中国人民前进的正确道路和核心力量。中国人民付出艰辛努力、作出巨大牺牲，终于找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和核心力量。这条正确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个核心力量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深刻总结近代中国一切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经验教训，深刻总结在中国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深刻总结世界各国实现发展进步的历史启示，符合我国实际和时代要求，符合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符合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我们一定要牢牢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和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奋力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不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打下坚实基础。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定不移高举爱国主义伟大旗帜。辛亥革命100年来的历史表明，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是动员和凝聚全民族为振兴中华而奋斗的强大精神力量。热爱祖国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创造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使中华民族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离不开全体中华儿女的团结奋斗，也是全体中华儿女义不容辞的职责。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我们一定要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巩固和加强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巩固和加强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大团结，巩固和壮大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的和谐，广泛凝聚中华民族一切智慧和力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万众一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定不移高举和平、发展、合作旗帜。辛亥革命100年来的历史表明，实现中华民族发展进步，不仅需要安定团结的国内环境，而且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孙中山先生曾经说过：“中国如果强盛起来，我们不但是要恢复民族的地位，还要对于世界负一个大责任。”当今世界，和平、发展、合作的时代潮流更加强劲，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中国过去、现在、将来都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积极力量。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我们一定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合作，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同各国人民一道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努力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同志们、朋友们！
孙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先驱振兴中华的宏愿，应该成为两岸同胞的共同追求。两岸同胞是血脉相连的命运共同体，大陆和台湾是两岸同胞的共同家园。当今时代，两岸中国人面临着共同繁荣发展、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机遇，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已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携手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同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应该成为两岸同胞共同努力的目标。
孙中山先生曾经说过，“‘统一’是中国全体国民的希望。能够统一，全国人民便享福；不能统一，便要受害。”以和平方式实现统一，最符合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的根本利益。我们要牢牢把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主题，增强反对“台独”、坚持“九二共识”的共同政治基础，促进两岸同胞密切交流合作，共享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成果，提升两岸经济竞争力，弘扬中华文化优秀传统，增强休戚与共的民族认同，不断解决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问题，终结两岸对立，抚平历史创伤，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
同志们、朋友们！
回首中华民族百年奋斗历史，我们无比自豪。展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光明前景，我们信心百倍。我们呼吁，全体中华儿女携起手来，坚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想，努力作出无愧于孙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先驱、无愧于我们伟大民族的贡献，在时代进步洪流中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胡锦涛讲话在各地干部群众高校师生中引发热烈反响
2011年10月11日00:00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本报北京10月10日电 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度评价了辛亥革命的伟大意义，全面回顾了辛亥革命100年来中国人民百折不挠、顽强拼搏的奋斗历程，深刻阐述了新形势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进一步提出了发展两岸关系、促进国家完全统一的殷切希望。讲话在各地干部群众当中引发强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继承和发扬辛亥革命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辛亥革命的历史和革命先驱们的精神是我们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资源。”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朱善璐说，“要以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为契机，教育青年学生树立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深入了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中共北京市委讲师团团长崔耀中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讲话。崔耀中说，辛亥革命100年来的历史已经雄辩证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只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领导全国人民在这条道路上胜利前进的核心力量只能是中国共产党。这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我们要坚信不疑、坚定不移。
历史学者、华中师范大学党委书记马敏说，辛亥革命不仅是一场政治意义上的革命，更是一场社会意义上的革命，是一场影响广泛、持续久远的社会大变革。辛亥革命不仅打响了推翻千年帝制的“第一枪”，迈出了民主共和的“第一步”，而且引发了诸多革故鼎新的“第一回”。
民革中国农业大学支部主委刘广利副教授说，作为一名民革党员，要继承与弘扬孙中山先生爱国、革命和不断进步的精神，将胡锦涛总书记重要讲话的精髓贯彻到学习与工作实践中来，把深入领会重要讲话作为一个持续的政治任务，立足本职工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贡献力量，为推动祖国和平统一、振兴中华而努力奋斗。
北京市香山公园干部姚江说，学习了胡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们感觉到要更好地增强职工的自豪感和使命感，通过开展宣传教育，互动学习，讲解观摩等举措，提高接待服务能力，把辛亥革命的历史、中山先生的生平传播给每位参观游览的游客。目前，香山公园为迎接辛亥革命100周年正在开展“纪念辛亥革命百周年图片展”、“孙中山先生生平事迹展”、“宋庆龄守灵处休息室展”等多项展览。
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副教授林绪武说，听了胡锦涛总书记的讲话，我们对辛亥革命的伟大功绩和历史地位增添了新的认识，并感到对民族的前途肩负着新的使命，因此，一定要紧紧抓住并切实用好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郭玮同学观看纪念大会后倍感振奋。他说：“百年历史、百年奋斗、百年追求汇聚成一句话——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历史上已有无数仁人志士、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现实中则有待我们这一辈人继承先辈遗志，把握时代的脉搏，奋斗终生。”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李钢同学表示，我们纪念辛亥革命，纪念孙中山先生，就是要铭记他们所代表的那种坚韧不拔的精神和天下为公的理念。我们坚信，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和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共同努力下，我们一定能在新的历史关键点上为振兴中华再谱辉煌新篇章。
“作为青年学子，有责任去重温那段历史，以自己的切身行动，向那些为争取革命胜利而英勇奋斗、流血牺牲的志士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学生杨亚晨说，“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全体北大学子立誓：志存高远，脚踏实地，共同为我们伟大祖国、伟大民族更加美好的明天奋斗！”
从事多年历史教学的山东省平原县第一中学老师刘桂林说，借这次隆重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要引导学生好好学习这段历史，学习和弘扬革命先辈为振兴中华而矢志不渝的崇高精神，体会革命先辈往昔的憧憬如何在当代变成了现实，激励年轻一代为实现中华民族复兴而共同奋斗的信心和决心。
湖北省嘉鱼县退休干部刘泽恩说，孙中山提出了“振兴中华”的宏愿，100年过去了，现在正是我们凝聚力量实现民族复兴的时候。嘉鱼县委宣传部理论科科长任建成说，记住历史，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缅怀先烈，履行应尽的社会责任。在各自岗位上努力工作，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就是对辛亥革命最好的纪念。
（综合本报记者朱竞若、赵婀娜、刘成友、张志峰、朱虹、何勇、余荣华报道）
马英九在中华民国百年庆典的讲话
今天是中华民国一百岁生日，也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我们以欢欣鼓舞的心情，一起为中华民国庆生，一起分享喜悦，一起跨越这个伟大、感人的时刻。一百年前的今天，国父孙中山先生领导发动震惊世界的武昌起义，一举推翻满清政府与千年帝制，创立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今天不仅台湾，世界各地的华人，包括中国大陆，都在纪念辛亥双十。
今天我们要以庄严崇敬的心情，向怀抱理想、不怕牺牲的革命志士致敬。他们包括广东的陆皓东、湖南的黄兴、浙江的秋瑾、福建的林觉民、台湾的罗福星。这些民国英雄，只是少数中的少数。过去一百年，从开国、北伐、抗战、戡乱到保台，不知折损多少仁人志士，他们绝大多数是无名英雄，奉献了青春、牺牲了生命，却照亮了中华民国的天空。
各位先进、各位同胞：辛亥双十是海峡两岸共同的记忆与资产。因此，英九要借这个机会，呼吁大陆当局：纪念辛亥双十，就不能忘记国父建国的理想是要建立一个自由、民主、均富的国家，大陆应该勇敢地朝这个方向迈进，也唯有如此，才能缩短两岸目前的距离。纪念辛亥双十，也不能割裂历史，而必须呈现历史原貌，正视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中华民国的存在不是过去式，而是现在进行式，六十多年来中华民国在台湾蓬勃发展，在世界发光发热，未来我们还会继续蓬勃发展，继续发光发热！
各位先进、各位同胞：中华民国在抗战期间，牺牲了二千万军民的生命，台湾才能结束日本殖民统治，回到中华民国版图。如果没有台湾的回归，内战失利后，中华民国很可能在六十多年前就走入历史，没有机会新生，更不可能开启海峡两岸不同的发展历程。
六十多年来，中华民国不仅保障了台澎金马的安全，延续了中华文化的命脉，创造了台湾经济与政治的奇迹，实现了台湾先贤追求议会自治的理想，而且还向世人证明：民主可以在华人社会的土壤中生根、开花、结果。
今天，台湾人民享有自由、民主、富足的生活，也凝聚对国家——中华民国——坚实的认同，中华民国宪法更早已成为全民共识的基础。国父建国的理想，当年在大陆没有机会实施，如今却在台湾完整实现。
今天，我们庆祝中华民国一百年双十国庆，我们深深以中华民国为荣，深深以台湾民主为傲。今天台湾所展现的活力与生活方式，已成为华人世界的标竿。
台湾面积不大，天然资源贫乏，我们却能赤手空拳，开创一片天。今天放眼全球，无论在半导体、平板电脑、智慧型手机或太阳光电方面，台湾产业不但角色重要，并对全球节能减碳贡献卓著。今年5月瑞士国际管理学院（imd）世界竞争力评比，台湾排名世界第六，是有史以来最好的成绩；今年9月世界经济论坛（wef）公布全球竞争力评比，我国竞争力分数创五年来最高分，排名全球第十三，其中有8项指标全球第一。
我们的年轻人才华横溢，在设计、发明与文创领域，光芒耀眼，在全球六大发明展中屡屡夺魁。如今全球80%的华语音乐在台湾创作，不论电影、戏剧、舞蹈、设计，我们都已经站上世界舞台。尤其我们的国片掀起一波波热潮，台湾新生代展现惊人的创作潜力，为台湾电影发展开创无限可能。
台湾社会也充满爱心，现在台湾有超过4万个非营利组织，有上百万志工在台湾各角落默默服务，甚至远赴海外，参与国际人道援助。去年我们的捐血率8％，在世界数一数二；我们认养了30万贫童，20万人在国外；每年慈善捐款超过350亿元，绝大多数来自一般人民。
在台湾这块土地上，我们看到很多值得尊敬、实践梦想的英雄。就像长年默默行善的阿嬷陈绸、陈树菊与老荣民尹殿甲、洪中海、战胜非洲疟疾的连日清、挑战超级马拉松的林义杰、创意烘焙大师吴宝春、康复再起的王建民、拾金不昧的杨黄牡丹、验出塑化剂的杨明玉、拍史诗电影的魏德圣、以及高球天后曾雅妮。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善良、勤奋与进取，更看到了坚持与希望，这是台湾前进的原动力。
各位先进，各位同胞：自由民主的中华民国、活力创新的中华民国、人文关怀的中华民国、开放自信的中华民国，这就是我们国家的形象。让我们一起为中华民国喝彩，向所有曾经为中华民国付出汗水与青春的英雄，表达我们最深的敬意！
近三年来全球经济动荡不安，台湾仍以稳健的步伐，脱困而出，大幅提升国家竞争力，这是全民共同努力的成果。面对全球竞争压力，未来十年将是关键的十年，我们要全面落实黄金十年的愿景，在自信中开放，在创新中发展，在公义中前进，让中华民国彻底脱胎换骨，跻身先进国家之林。
各位先进、各位同胞：两岸和平是台湾繁荣发展的必要条件。过去三年多，政府在中华民国宪法架构下，以“九二共识，一中各表”为基础，推动两岸关系，维持台海“不统、不独、不武”现状，并得以大幅降低台海紧张，赢得国际社会的肯定与支持。三年多来，我们与大陆签署15项协议，每一项协议都做到了“对等、尊严、互惠”、“以台湾为主，对人民有利”。两岸人民同属中华民族，希望双方在正视现实的基础上，求同存异，互助合作，建立制度化的和平关系。
如今大陆已经是台湾最大的贸易伙伴、顺差来源与投资地区，大陆也是驱动全球经济成长的主要动力。我们要善用台湾优势，布局大陆市场，还要加快脚步，与其他国家洽签自由贸易协定或经济合作协议，为台湾开创新的商机。上月22日，我们与日本签署了投资协议，就是成功的案例。目前我们也正积极与新加坡协商经济合作协议，我们还要参与区域经济整合，努力创造条件，以十年为期，加入正在扩展中的《跨太平洋伙伴（tpp）协定》。
今后我们要继续推动活路外交，更加巩固与邦交国的关系，增进与美国、日本、欧盟、东协、纽澳等无邦交国的高层互信，并扩大国际参与。十天前，英国成为第七个与我国签署青年打工度假协定的国家；五天前，荷兰也给我们6个海外领土的免签证待遇；后天布吉纳法索给我们落地签证待遇将正式生效，使国人享有免签证或落地签证的国家（地区）总数达到124个，比英九上任时增加了70个国家（地区）。各位先进，各位同胞：这显示当国家受到肯定，人民就有尊严。
在推动两岸关系时，台海和平的维系不能一厢情愿，必须以坚实的国防为后盾，台湾安全才有保障，民众才有信心与大陆进一步改善关系。过去三年多，我们在部队训练、武器自制方面都有长足进步，并且多次成功采购先进的防卫性武器。未来的十年，我们将持续强化国防力量，打造精锐新国军，以捍卫中华民国主权，保卫台湾安全。
各位先进、各位同胞：国父当年成立“兴中会”时，成员只有二十几位，可是他们坚持理想、勇于实践，掌握了时代的脉动，十七年后竟然推翻满清，建立民国。
今天我们纪念辛亥双十，就要继承先烈先贤这种理想主义，不怕风雨，勇于开创，让我们的国家成为华人世界的典范。中华民国不只是国家的名字，也代表了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对向往自由民主的华人地区也将产生示范作用。
光辉的十月，对英九而言，还有一项特殊意义。六十年前的十月，在风雨飘摇中，我的父母带着家人和一岁多的我，从香港来到台湾，追求自由安定的生活。他们万万没有想到，他们的儿子在五十多年后会成为中华民国总统。对这个国家、对这块土地，我怀着深深感恩的心情，我愿意奉献此生一切，努力建设台湾，让她成为自由繁荣的乐土，继续哺育我们的下一代，让每一个孩子，不论出身贫富，都能实现梦想。
就任总统三年多来，英九体会责任的艰巨，不敢丝毫松懈。虽然世局多变，挑战随时出现，但我对这块土地有信心，对人民有信心。
各位先进、各位同胞：中华民国是我们的国家，台湾是我们的家园。中华民国的前途与台湾的未来掌握在我们二千三百万人的手中，我们要团结、要奋斗，让台湾更有活力，更有魅力，也更有竞争力！
今天我们不分族群，不分党派，不分海内外，一起为中华民国庆生。我们要发下宏愿，一定要在我们的手中壮大台湾、振兴中华，为中华民国下一个精彩百年，打下基础。让中华民国在国际社会，成为一个更加受人尊敬、让人感动的国家！
现在，让我们一起高呼：
中华民国万岁！
台湾民主万岁！
谢谢大家。
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叙述
作者:葛兆光、李宗陶 来源: 南方人物周刊 共识网
如果在英文理论刊物上看到题为“FuckChineseness”（转译到中文刊物变成较文雅的“解构中国性”）的文章；如果了解身在海外、长着华人面孔的学者会因为别人误以为他/她是中国人而“不舒服”；如果“能不能对中国及中国性说不”被当作严肃的理论问题被提出；如果离散、东方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等来自西方的概念，频频出现在中国学人的论述里……处在“大国崛起”豪迈中的国人，也许能遥远地感知1990年代以来美国和西方中国研究的一些新动向。
香港城市大学的张隆溪教授撰文说：“脱离了中国本土，一些华人或饱受种族歧视，或极欲融入当地社会，或要靠西方理论在学界出人头地，或出于别的某种原因希望摆脱做中国人的包袱，甚至破除中国人‘血缘的神话’，这在一定程度上都不难理解。这是他们身份认同的选择，无可厚非。但是，把产生于自我生存状态和生活环境的思想感情，借助西方理论概念的权威来无限扩大，振振有词地解构中国本身以及‘中国性’，否认中国作为一个实体和民族国家的历史存在，实在是一种过度的自恋或自大……”
嗡嗡背景声中，葛兆光教授的新著《宅兹中国》于今年3月出版。在张隆溪看来，这是“掷地有声”的回应。
溽暑中的复旦校园静悄悄。葛兆光正在文史研究院的办公室里，准备下学期新开的课。中央空调是统一的26℃，不够抵挡大暑的热力；一台落地扇在嘶嘶摇头，环顾一室文献书籍。经历了2008年3次视网膜手术后，葛兆光正以尚存0.1-0.2裸视力的右眼，在一室故纸堆中孜孜不倦着。
传说葛先生写一本书要看上千册书，记者提及，他没有正面回答，只说：“我是学文献出身的，对文言没障碍，我看（古）书很快。”2000年，他请人翻拍了100册韩国《燕行录全集》及6册日本《燕行录全集日本所藏编》的照片，总共5万多页，在电脑上阅读——这些清代朝鲜人来中国后写下的日记、与时人交流的笔谈，令他如获至宝。5万多页一一看过，“所以后来眼睛出问题了”。
1990年代，他写完《中国思想史》前两卷。本来还计划写第3卷，从1895年到1989年——这是他所理解的中国的20世纪。当时念念不忘的，是民族、国家、现代、东西方之间的差异与冲突之类的大问题。2000年前后，很多问题被国际、国内学界提出来，特别敏感的就是“民族国家”的问题。到底该怎样理解民族国家？中国和其他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很不一样，不是从帝国、民族国家走过来的，那它是怎样走过来的？为什么中国至今跟周边存在许多领土问题？中国人对中国、亚洲、世界，为什么形成了现在这样的观念？这些都是需要回应的。
很大程度上《宅兹中国》可以视作对这些问题的一种回应。在葛兆光看来，过去的论述对“中国”本身不假思索。现在需要做的是面对中国的复杂性和历史变迁，先把历史基础夯实，再来回应国际的“时尚”问题、国内的“新潮”问题。他认为他只是把问题提了出来，算是“破”，而“立”是需要很多人的共同努力才能完成的。
中心清晰、边缘变动的中国
人物周刊：怎么想到用何尊（1963年陕西宝鸡出土的西周青铜器）铭文里“宅兹中国”这4个字作书名？“宅”字怎么解？
葛兆光：用作书名只是偶然。何尊铭文中的“中国”二字是目前知道的最早出现的“中国”。但在那个时代，“中国”只不过是指洛阳，“宅兹中国”就是说要在洛阳这个地方建立家园。“宅”，就是建立家园。
我常说要在历史中理解中国，中国是一个中心清楚但边缘不断变动的国家。汉族是非常稳定、延续性和文化凝聚力很强的族群，但中国融入了各种血缘和族群。无论五胡乱华、蒙古入侵还是满清入关，中国的这个中心一直清晰，但它的族群构成和国土边缘，是随着国力盛衰、战争、族群的迁徙不断变化的。
所以不要再轻易说“某地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这样的话，这很容易制造麻烦。如果你说整个东北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韩国人就要跟你干——他们会说，古时候吉林集安是高句丽的。我们面临很多这类问题：我们有西藏、新疆、蒙古、台湾的问题；也有和朝鲜、日本、印度、越南的争端。
要知道，“领土”是政治概念，表明国家或政府的实际控制权。如果你用“自古以来”，别人也会用，只不过两个“自古”是截取不同时段的历史罢了。就像东北，唐朝时未必是我们的领土，但明清以来以鸭绿江为界，集安这些地方就是中国合法的领土。韩国人试图以历史的疆域来衡量现在，而我们是以现在的疆域来倒推历史，就很难互相沟通。所以我强调要区分历史的、政治的、文化的中国。
这对我们理解“中国”有很大好处，不然永远会纠缠不清。比如，岳飞是民族英雄还是内战将领？如果清朝是中国历史的有机部分，满清的祖先是女真，女真建立的是金国；宋朝跟金国打得死去活来，是不是窝里斗呢？所以前些年对于岳飞在教科书里的定论就起了争议。但如果在历史、文化、政治上有所区分，承认历史上的中国疆域是不断变迁的，那个时代的宋朝将领岳飞，也许就可以看作是抗击女真的民族英雄。
人物周刊：区分后又怎么看归属问题？
葛兆光：这涉及到学术界现在讨论的认同问题。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在族群认同、国家认同、文化认同之中，我倾向于优先考虑文化认同。政府不等于国家，国家不等于祖国——国家总在某个政府控制下，而祖国很大程度上是文化认同的概念。不要简单用现在的领土概念套古代的王朝疆域。比如南宋的领土就很小，现在的领土基本上是清帝国奠定的。平定准格尔、大小金川，西藏金瓶掣签等，这些与领土确立有关的事件，都是要动用武力或依靠武力背景的。
中国自我认识的变化
人物周刊：在您看来，西方人观看中国时并不客观，也常有想象、猎奇的成分？
葛兆光：西方对中国的很多研究实际上有西方背景。他的问题意识是来自西方的，要解决的也是西方问题而不是中国问题。
比如，过去法国传教士研究中国的道教是为了证明天主教的高明。比如，为什么现在西方汉学家特别多地研究宁波、赣州、闽南、徽州、武汉等区域历史？因为他觉得一个大一统的整体国家是不可思议、不合理的——欧洲过去都是一块一块，没有中国这么地域庞大、族群复杂、经济差异大的统一国家。比如，为什么在宋以后的中国历史里，美国人对科举制度的研究那么深入？因为他们非常重视社会阶层的流动，而西方是没有科举这种流动方式的。
前两年我有一个访谈，标题被定为“海外中国学本质上是外国学”，这个说法有点耸动，引起了一些争议。我的意思其实是说，海外中国学的问题意识、方法、兴趣都来自西方背景。然而现在中国很多学者是跟着它们在走，西方中国学好像变成了指路明灯。
人物周刊：所以您试着从周边、从近邻来观看中国？
葛兆光：中国的自我认识分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以“天下”中心自居，完全是自我想象；第二阶段是以欧洲为代表的西方尺度来看中国，比如社会阶段论、生产力-生产关系，现在流行的则是公共领域、市民社会等等；那么第三个阶段是不是可以通过日本、朝鲜、越南、印度、蒙古的眼睛来打量中国是怎么回事？这样做的好处是，发掘了许多新史料，从多个角度认识中国：他们看到的中国和我们以前的自我想象不太一样。
我总觉得，中国与西方的对比只能在大尺度上粗略地显现我们的特征，而与那些看似差异很小、曾经共享一个文化传统的国度的比较，才能让我们真正认识细部，确认什么才是“中国的”文化。
人物周刊：您能举例说说这些近邻是怎样看中国的吗？
葛兆光：比方说，清朝很多特殊的文化现象，是我们没感觉到而朝鲜人注意到的。
朝鲜人发现清朝男女之大防越来越接近崩溃——也许是因为满族不像汉族那么讲究男女界限。朝鲜人在东北和北京还看到，清朝人举行丧礼时吹吹打打还演戏，他们就觉得清朝破坏了朱熹定下的丧礼规则。还有，他们看到清朝下到平民上到大学士都在做生意，商业很发达。这些情形，我们过去都没注意到。所以在那个时代，捍卫传统宋明理学的反而是朝鲜士大夫，他们看到了一个已经发生变动的中国，看到那一段历史的变化和骚动。
同样，透过日本人、越南人、蒙古人、印度人的眼睛，我们也可以得到很多新的看法，而且能够知道，17世纪以后中国和周边的朝贡关系虽然还在，但各国的文化、政治、历史渐行渐远，文化认同已经不在了。那时候早期全球化已经开始了，可中国始终有一种自我中心的大国心态，直到现在还有。
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叙述
人物周刊：那我们有没有带着中国的问题意识去观察西方的学术研究？
葛兆光：中国研究美国史、欧洲史、日本史的学者并不少，现在大学历史系里教外国史的至少占三分之一。做外国研究，关键并不在于有没有生活在那个世界，也不在于语言能力、文献能力是否赶得上外国人，而在于你的立场、角度、问题意识是不是清晰而且独到。
比如“蒙古袭来”这个事件。元朝曾经试图征服日本，后来战船被所谓“神风”吹翻，少量登陆军队被日本打败。日本人研究这一段历史，带有非常强烈的民族自尊，他们的立场是：没有外敌，国家是不能自觉的，国家的强大、自立与外敌有关。中国人研究这段历史是不是可以不用这个立场，而是放到当时整个世界几乎都是蒙古人天下的背景中来讨论呢？本来接受中国影响的日本，此时开始跟中国渐渐疏离乃至剥离，刺激了日本文化的独立和自觉。这就与日本人的研究不同质了，而且大可用很多中国的资料来叙述。
所以，在中国研究外国，如果想融入国际学术界的主流语境，既要进入国际学界——这叫“预流”，又必须强调自己独特的立场和问题意识。许多外国的中国研究很有自信是因为他自成一体。灰色的黄昏，灰色的树林，一只灰色的鸟飞进去，什么也没有，但如果是一只红色的鸟，那就有了。所以，进入国际学术界的前提，就是保持自己的分析立场、问题意识、独特角度。
人物周刊：所以您特别推崇1920-1930年代的清华国学院和中央研究院史语所。
葛兆光：1920年代前后，中国出现了一批最好的学者，他们在学术上努力“预流”，恰好这时候又有所谓中国史料的“四大发现”：甲骨卜辞、敦煌文书、居延汉简、大内档案。胡适去看敦煌文书研究禅宗，陈寅恪在外国就知道这些东西很重要，一回来就做敦煌、佛经、中外交通的研究等等。所有这些学者，陈垣、傅斯年、陈寅恪、胡适看起来很西化，骨子里民族主义得厉害，想要把汉学中心从外国夺回来。胡适好像主张“全盘西化”，但你去看他最典型的英文文章，都是讲中国好，讲中国的传统多么了不起。傅斯年成立史语所，借鉴的是德国人那套研究方法：史料就是一切，但他想的是把“科学的东方学正统”从巴黎、东京搬回中国来。“九？一八事变”之后他迅速编写《东北史纲》，就是为了反驳日本的矢野仁一等人关于满蒙非中国的论述，强调东北是跟我们有非常深历史联系的中国领土，这是很民族主义的举动。
人物周刊：《宅兹中国》的副题是：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叙述。这个“重建”里是不是包含了一种雄心，要建立一个科学的“中国学”正统，就像傅斯年当年想要重建科学的“东方学”正统一样？
葛兆光：我没有那样大的雄心。过去的中国论述是把“中国”当作一个天经地义的前提，对“中国”本身不假思索。我的“重建”，是要讨论中国的复杂性和历史变迁，先把历史基础夯实，把这个前提讨论清楚，再来回应国际的“时尚”问题、国内的“新潮”问题。我把问题提出来是“破”，而“立”是需要很多人的共同努力和大量史料来完成的。这本书有很多缺陷，不能够完整贯彻一个新的叙述模式，是断断续续写的。我现在精力不行了，眼睛也不行了，只是把问题提出来，希望有人来回应。
既中国又普世的共识
人物周刊：从这本书里能看出您对西方的理论、方法、工具有一种自觉和警惕。
葛兆光：2000年前后很多问题被国际、国内学界提出来，特别敏感的就是“民族国家”的问题。我注意到中国学界回应时的一些现象，最主要的是：以学术面貌出现的一些论述，看来好像在批评西方，实际是“貌似反西方的西方论述”，问题、概念、逻辑都是来自西方最时尚的理论，他们把历史问题变成了抽象文本。同时，恐怕也暗合了现时政治意识形态的某种需要。
我对现在的新理论、新思潮有一些反感，有人爱用现成的、洋人的理论去套中国问题。看来好像是高屋建瓴、笼罩一切，其实是把历史抽空了。
最新的理论常常是“深刻的片面”，是聚焦在一点上的真知灼见，一旦全面铺开就不对了。我并不是刻意要反潮流，但脱离时空背景的理论移植是揠苗助长。不要花样翻新地去搞一些别人看不懂的东西。我们总把理论当时装，穿了又脱，越新越好。一百年来，我们的心情太迫切，跟修高铁一样，赶快赶快，然后就成世界第一了。
整个20世纪，中国在试图走自己的路，在东西方之间挣扎，在世界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挣扎。“五四”以来中国一直在追求现代化，尽管当中经历了建国17年、“文革”10年的曲折，到1980年代仍然回到了“五四”的路子。这条路到1989年前后，经历了非常大的转折，中国发生的事件和苏东解体都说明了这一点。1992年邓小平南巡以后，出现社群主义、自由主义、追求现代性、批判现代性、追求自由主义的民主宪政、回到大民主时代等种种主张……从经济、法律、文化各个角度出发，判断、思路都不一样，使得我们必须重新思考如何在纷乱的思想世界里找到一个既中国又普世的价值，作为大家的共识。
人物周刊：您能大致描述一下这个寻找中的共识吗？
葛兆光：这离我的专业太远了，也许我不能表达得很清楚，虽然私下里我们都会讨论。第一个是普遍价值，包括人权、民主、自由，这必须是大家共享的，不能因为它们最初出现在西方，就说这和我们没有关系。
第二，如果承认有普遍价值和一般道路，就要警惕政治上的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对文化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则有必要重新考虑。有人认为中国崛起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政府强势、国家独立。我也承认，强势政府在处理经济问题的时候有方便之处，可是，它真能给人民带来自由、民主、平等的生活吗？
我接受这样一种区分：文化与文明不一样。文明是普遍性，大家按照一个规则来生活，在全球文明中互相沟通、互相交流；文化是各个民族仍然保持各自不一样的地方。我觉得在政治、经济上，我们不能不接受一个文明的规则，但在文化上，多元文化的民族主义还是可以接受的。
这个学界会好吗？
人物周刊：您怎么评价当下的学界？
葛兆光：中国的学界，我只说文史领域，现在是一个四分五裂、共识崩溃的状况。当下的学术评价有3个互相冲突的标准：第一个是数字化评鉴的制度约束，就是S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A&HCI（艺术与人文科学引文索引），核心期刊等等。这背后当然有政治意识形态的控制，评奖啊，职称啊，收入啊，都在这个评价系统之内，大学的人苦于这套评鉴制度已久。
第二个是传媒的标准。传媒也是个帝国，力量很大，它跟市场联系在一起。有些很不入流的东西经过传媒、市场的包装一下子很红，大学反过来也受其很大影响。比如校长会觉得学校有一些常在中央电视台露脸的名人也不错，可以提升声誉；同时公众因明星学者的出现对真才实学的评鉴也有所改变。
第三个才是学界自己心里的那杆秤，当然，也只是部分精英同行会有评议。我们去书店都知道，90%的书是可出可不出的，学术杂志上90%的文章是可看可不看的。这个标准实际上最弱、最没有实效，但可能也是最准确的。
另外可能还有第四把尺子：外国学者的评价。所谓“出口转内销”，贴上了洋标签也会好些。影响洋人评价的，不外乎他的学术背景、问题意识、政治观点，以及他的兴趣和偏见，但有时他们也会考虑到现实利益而稍作妥协。
人物周刊：学界的这种现状肯定会影响到年轻学人，如果他们想做独立的研究，还有没有可能？
葛兆光：必须承认，衣食无忧是学术独立的前提。现在刚刚进入学界的年轻人，条件比我们当年好太多了，衣食不追求奢华的话也过得去。我们学院里年轻人的收入在我看来虽然并不高，但也还算不错，住房也有津贴。我研究生毕业后曾在扬州师院任教，大多数时候是跟人合住的。直到80年代末在北京，住的也只是9平米的房，窗子在高处，仿佛监狱，又好像仓库。住上三室一厅的房子是在2000年，那是当了副教授15年、正教授八九年后了。
现在，只要你不直接去批评政治，政治也不会来找你麻烦；图书馆条件好了许多，还有网络；对外交流条件也很好，出国容易，学校鼓励并提供费用。这样的条件，难道还不够你独立做学术吗？
只是现在整个社会的价值底线崩溃了。政治的干预、经济的诱惑和社会的影响，真是很大。余英时先生觉得，中国现在还是有一批人坚持在做严谨认真的学术，而且越出学术范围，对社会有所关怀。这我也相信。但当我想到梁漱溟那本自述《这个世界会好吗？》，就很感慨，想说：这个学术界会好吗？
苏共亡党二十年祭
作者：黄苇町 来源: 南方周末
1991年8月24日，戈尔巴乔夫建议苏共中央“自行解散”。10年前，南方周末在头版头条发表了经济学家、党建专家黄苇町的长文《苏共亡党十年 祭》，黄先生提出：“苏联共产党不仅被国内外的反共势力搞垮，还被她一直代表的工人阶级和苏联人民抛弃。而这后一点，是导致苏共亡党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文章刊发后，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今天，南方周末刊载作者由不久前在国家行政学院所做同名报告整理而成的新作，对苏共败亡教训作出了更深思考：权力过 分集中、民主缺失，是苏共垮台的总病根。科学、深刻地反思，历史悲剧才能以历史的进步来补偿。
狭隘民族主义与外交政策
作者：南风窗 唐启华 来源：网易新闻
在国人的印象里，清末和民国时期的中国外交丧权辱国、一塌糊涂，简直就是一部“国耻史”、“卖国史”，左右离不开“颟顸”、“误国”、“无能”、“卖国贼”、“汉奸”、“妥协”、“投降”等负面形容词。这种悲情的近代史理解，是近代中国狭隘民族主义的源头，到今天仍然深刻影响着国人看待世界的角度和方式。
近日，一封署名为“项城袁氏家族联谊会”的公开信引发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信中认为袁世凯从未签署所谓的“二十一条”，而只是签署了《中日关于山东问题条约》和《中日关于南满即东蒙古问题条约》，这两个条约加起来也只有11条，而且没有出卖主权的条款。前几年热播的电视剧《走向共和》，也为我们塑造了一系列与以往截然不同的晚清民国历史人物形象。
那么，在我们惯常的非黑即白的革命爱国叙事结构之外，那一时期的外交到底有着怎样的历史风貌？记者就此采访了专治近代中国外交史的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教授唐启华。
独尊“革命”的近代史
《南风窗》：对辛亥革命前后的历史人物，如孙中山和袁世凯，人们已经形成了刻板的思维定势：前者好，是革命先行者；后者坏，是坏蛋卖国贼。但唐德刚先生在《袁氏当国》里，对孙中山后期专制的一面进行了批评，也肯定了袁世凯“治世之能臣”的一面。那从外交史的角度看，您对他们两人有着怎样的评价？
唐启华：我们以往的教科书和外交史确实是批评袁世凯推崇孙中山的。袁世凯在外交方面的恶名，主要来自关于“二十一条”的交涉，以往的史学家认为他为了称帝，投日卖国，不惜接受“二十一条”。但我查阅过英国和日本的外交档案后，发现情形恰恰相反。事实上，袁世凯并未接受“二十一条”，在双方交涉之初，袁就疾言厉色地告诉日使，可让者自可谈判，不可让者如第五条等，则绝不能让。在其后历时4个月的谈判中，外长陆征祥，次长曹汝霖和驻日公使陆宗舆等，受尽折磨和屈辱，即使是有妥协情形的曹汝霖，也是“激愤之情溢于言表”。
最后，经过4个月的抗争，加上舆论的压力，日本放弃了“二十一条”中最凶残的要求，和中国签订了《中日新约》9条和关于山东问题的条约。我们如果把日本人最初的要求和签订的新约做比较，就会发现其中的天壤之别。在日方的档案中，这是一场失败的交涉，日本外务大臣因此辞职。当然，新约也是一部丧权辱国的条约，但日本要灭亡中国的目的终究没有达到。
相反，孙中山在护法运动失败后，长期寻求军阀对他的支持以失败告终后，转而向日本提出割让满洲，海南岛，组织国民革命军由日本军官带领，出让全国的警察管辖权和税务权，以换得日本派兵出战，后来甚至向日本表示平津和内蒙也不要了。这些权益是袁世凯也不敢让的。
《南风窗》：既然如此，为何我们的教科书、公众甚至历史学家都认为孙好袁坏呢？
唐启华：今天我们对历史包括近代史的理解，是基于片面扭曲的历史诠释之上。因为国共两党都是革命党，对历史的诠释往往出于宣传的需要，不一定是历史事实，甚至将党派利益放在国家利益和是非之上，认为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台湾虽然经过了政党轮替，国民党被塑造为独裁专制的代名词，但受影响的主要是对台湾史的诠释，中国近代史的部分并未受到挑战。
由于国共两党皆以反帝、反军阀、废除不平等条约为民初历史诠释的基调。两岸学界对当时外交史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广州、武汉到南京国民政府的“革命外交”。北京政府被视为革命的对立面，外交上纵使有零星的优异表现，也因政治不正确而长期遭到忽视与扭曲。独尊“革命”，在非常时期或有其必要，但数十年来成为常态，窄化了我们近代史理解的视野，导致中国外交史研究，不注重外交常规之交涉谈判，只注重谴责帝国主义侵略，宣扬“革命外交”之必要性。
《南风窗》：那么，您怎么评价北洋时期的内政和外交？
唐启华：北洋时代从袁世凯小站练兵开始，到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东北易帜结束。国共两党都极力攻击北洋时期，把北洋时期说成一个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与洋务运动失败、北洋水师覆灭、北洋军阀卖国等刻板印象相连接。北洋时代是否是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我个人觉得需要仔细研究之后才能下定论。
事实上，北洋是一个被丑化的时代和力量。中国要往上走，是可以从北洋时代得到启发的。那时虽然军阀混战，但彼此之间还是有道义上的约束，不会赶尽杀绝；北洋内部派系林立，轮流执政，这对今天的政改是有借鉴意义的；北洋时代是一个多元化的时代，社会氛围自由宽松，没有官方的意识形态，观念上百花齐放，有学术自由，是知识分子和教育的黄金时代。
在外交上，通过对清末旧的外交机构的改造，破旧立新，完成了外交机构的现代化，使得一批专业化、技术化的新式外交官登上了外交舞台。他们通过各种形式到国外接受专门教育，是中国最早开眼看世界的群体。由于军阀不管外交，外交官威望崇高，外交不受党派利益的牵制，能够从现实的国家利益出发，比起其他部门更能独立决策且具延续性。但由于长期的革命外交灌输，在列强档案中形容为狡猾、优秀、难缠的北洋外交官，在我们的教科书中成了“买办”、“走狗”、“西崽”，交涉成果被一笔勾销。
《南风窗》：但无论如何，这一时期的外交还是丧失了很多国家权益呀？比如巴黎和会，中国是战胜国，但在山东问题的交涉上依然失败了。
唐启华：外交的基础是国家实力。清末民初正值帝国主义外交高潮，弱肉强食被视为天经地义，中国赖列强均势，免于瓜分已属万幸；加以列强在华条约利益一致，中外实力差距太大。在这种情况下的外交，要全面挽救颓势是不可能的，只能寻求局部的突破，力求不丧失新的权利，或将已失权利加以严格限制。哈佛大学教授柯伟林认为，民国时期的中国外交相当不简单，在内乱不断的情况下，居然将清朝遗留下来的版图，大致维持完整，是不可忽视的成就。
巴黎和会上山东问题交涉的失败，是因为当时日美之争，美国以牺牲中国为代价，对日本做的让步。中国最终没有在对德合约上签字，第一次对列强说“不”，而且日本最终也没有获得山东的统治权。除此之外，中国在巴黎和会上还是有很多外交成就的。中国签署了对奥合约、对匈牙利合约、对保加利亚和约，第一次以战胜国姿态出现于国际社会。顾维钧代表中国还签署了国际航空专约，使中国与其他国家具有同样的领空权。加入国联是中国加入形成中的国际社会的开端，中国当时缴纳会费所占的比例是今天中国联合国会费的3倍。入选国联行政院意味着中国具有处理世界问题的资格，王宠惠还成为入选国际法院法官的第一个中国人。
当然，北洋时期的外交有功有过，但我们不能只看到以前的坏，看不到它的好，更不能只强调今天的成就和过去的失误，不能自己让步就是顾全大局，别人让步就是丧权辱国，不能有双重标准。
被“废约”遮蔽的“修约”
《南风窗》：在近代中国人的脑海里，没有比“不平等条约”更能激起强烈的民族情绪。您怎样看待“废除不平等条约”这一口号？
唐启华：近代中国与世界接触以来，饱尝屈辱与挫折，“不平等条约”可称得上最明显的伤痕。1920年代以来“反帝废约”、“废除不平等条约”等爱国宣传，开始深入人心，自此是谁“废除不平等条约”终结百年国耻，与政权的合法性密切相关。
国民政府受惠于五卅之后反帝反军阀激情，于大革命之后取得政权，强调其始终致力于废约，并在抗战期间，签订《中美新约》、《中英新约》等，废除“不平等条约”，但贬抑轴心国交还特权给汪精卫政权之重要性。中共则贬抑国民政府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成果，指出尚有许多未收回的权利，强调是中共最先提出废约主张，并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奋斗；1949年建国之后，彻底扫除帝国主义势力及影响，解除了套在中华民族身上“不平等条约”的锁链。最后，香港，澳门回归，才算真正终结百年国耻。
事实上，“不平等条约”负载了百年民族悲情，政治意涵浓厚，其概念的提出和使用，就意味着对条约的合法性及效力的怀疑与挑战，进而主张“废除”之，但太过强调“不平等条约”在道德上的瑕疵，及“废约”在道德上的优越性，会有自相矛盾之处。清政府也曾在外国享有条约特权，如在朝鲜有专管租界3处，另外在甑南浦等公共租界中也有中国租界，并享有领事裁判权。《马关条约》之前，中国和日本互享领事裁判权等。
应该说，“废约”的主要作用是对内的，与现实政治密切相关。丰富精彩的“修约”历程与成果，被“废约”观念所遮蔽，致使几代外交官的努力被遗忘，中国外交的诸多特色和发展历程被忽视扭曲，无法总结成果，平心理解过去。
《南风窗》：那么，“修约”和“废约”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唐启华：摆脱条约束缚是举国一致的目标，“修约”和“废约”都是达成目标的手段。“修约”循法律途径，依据法理要求改订平等条约；若对手国坚持不肯修订旧约，则可诉诸革命及民意，走政治路线“废约”，摆脱旧约束缚，目的仍在重订平等新约。“修约”和“废约”两者应是相辅相成的，可以视环境、时事及本身环境，做不同的选择或交互运用。“条约必须信守”是历史悠久的西方法律传统，条约可以修改，但修改条约不应否定“条约必须信守”的原则。
但1925年五卅惨案之后，国共两党力主“反帝废约”，强调废除与修改为截然不同的两件事，将“修约”定义为与帝国主义妥协投降的卖国行为，认为只有“废约”才能解除束缚，摆脱半殖民地位。自此，“修约”与“废约”成了泾渭分明不能调和的两条路线，是否主张无条件“废除不平等条约”作为爱国主义和反革命、好与坏的分水岭。“修约”在国人心目中已根深蒂固成为负面名词。
《南风窗》：在“修约”方面，北洋政府做了哪些努力？成效如何？
唐启华：当时北京政府虽然衰微，但仍是被各国承认的中央政府，在国际上代表中国。1919年以后，其“修约”朝有约国、战败国及无约国三个方向发展：对有约国，在巴黎和会上要求舍弃势力范围等7项特权，虽大会未予受理，但已系中国首次明确表达对条约束缚的不满；对战败国，要求废除旧约重订平等新约，得到允准。1921年5月签订的《中德协约》是第一个明文规范无最惠国待遇、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各款的平等新约，也得到了独一无二的战争赔款；对无约国，1919年春北京政府颁令，与无约国谈判时坚持平等互惠不再给予特权，即使谈判不成，也不愿迁就。12月，北京政府与玻利维亚订约建交，开创完全平等互惠条约之先例。
1926年初，北京政府决定改采“到期修约”方针，陆续与条约期满国家个别谈判改约。4月，北京外交部通知比利时要求《中比条约》期满修约，由于比国不愿接受中方条件，北京政府乃毅然于11月6日宣布废止《中比条约》，是为中国外交史破天荒之壮举。不久，比利时宣布归还天津租界，其后双方达成新约。1927年11月，北京政府再宣布废止《中西条约》，由“到期修约”发展到“到期修改、期满作废”。
1928年，中丹、中葡、中意等条约到期，北京外交部分别交涉修约，但未有成果。北洋政府在倾覆之前，与波兰、希腊签订平等条约，是为北洋修约的最后成绩。
告别“革命外交”
《南风窗》：您的这一系列观点，恐怕会被认为是在做历史翻案文章。
唐启华：我的研究不在于翻案，也不在于否定他人的历史记忆，检讨他人珍视的传统，而是提供一种多元看待历史的方式。过去80多年来，受革命宣传的影响，“废除不平等条约”与“反帝废约”激发了人民的爱国情操，在收回国权上取得了丰硕成果。“中国人民站起来”的民族自信心是弥足珍贵的。多年宣传的影响，已是铁一般的事实，每个人的历史记忆都应该尊重。然而，过去的历史记忆，过度一元、单调、贫瘠，“反帝废约”激情在完成阶段性任务后，可能会妨碍中国和平崛起的脚步，限制了迈向大国的历史想象空间。在此问题上，我们应该形成全面均衡的历史理解，进而能与各国平心对话，关照彼此的世界观，大步迈向全球化时代。
《南风窗》：您主要是在担心狭隘民族主义的影响吗？在处理对外特别是对西方的关系上，中国人往往爱、恨、怕交织，感情很复杂。在迈向大国的过程中，中国应该如何自我疗伤？
唐启华：中国必须告别革命外交，过去近百年，外交往往成为内部斗争和政治宣传的工具，告诉大家列强欺负中国，我们要报仇雪耻，这种灌输不容易形成平衡公允的世界观和民族性格。政治家对群众情绪的操控，虽然可以获得一时之利，但长远看会损害国家利益。如果我们认定自己是受害者，沉浸于八国联军、南京大屠杀等事件的悲情中，琢磨着有一天要一雪前耻，就只会让世界感到害怕。民族主义会激发爱国心，但狭隘民族主义会成为中国前进的绊脚石。中国要崛起，必须告别革命外交，在多元化的历史视角中，摆脱过往政治神话的束缚，以平衡自信的大国心态走向世界。
为什么共产主义是一个很糟糕的空想
作者：Richard Pipes 来自：中国数字时代
本文仅用于学术研究参考。
以下摘自哈佛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俄国史专家Richard Pipes的著作《共产主义实录》一书。
“马克思主义是二十世纪最大的幻想。”
现在，我们可以来回答在本书《序言》中所提出的那个问题了：“共产主义的失败，究竟是由于人为的错误，还是由于这一运动本身所带来的难以克服的弱点？” 历史事实昭然若揭：共产主义的失败，原因在后者。共产主义之所以失败，不是因为主义好而只是做错了，而是因为共产主义本身就是错误的，它只是一场很糟的空想。
自1917年布尔什维克党人在俄国取得政权之日起，世界各地发生了多次革命，都是要按照共产主义的原则来建立新社会的。莫斯科方面曾慷慨地用金钱、武器来支援这些革命，并为之出谋划策。实际上，这些革命都失败了。而最后，共产主义在俄国也垮台了。时至今日，共产主义只在少数几个国家——中国、北朝鲜、越南、古巴——中残存了下来。即使在这些国家里，共产主义也在日益消蚀下去：共产党人只是不惜对资本主义作出巨大让步，才得以把政权撑持下来。我们回溯这段令人沮丧的历史，便可以合情合理地认为：或者是共产主义的基本理论错了，或者是共产主义的政治纲领错了，或两者全都错了。
让我们就从苏联解体说起吧：苏联原为第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并且是在世界各地策动共产主义运动的原动力。自从1991年苏联解体以来，出版了许多研究报告，对这一惊心动魄的大事提出各式各样的解释：或者说是由于苏联经济停滞不前，或者说是由于苏联公民接触外国讯息太多了，或者说是由于苏联在阿富汗用兵的失败，或者说是由于苏联在军备竞赛中负担太重，无力应付，如此等等。苏联国内异议蜂起，政府无法制止；而像波兰团结工会那样的运动，弄得苏联领导人心力交瘁。苏联原以为：在越南那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失利后，美国将厌倦再搞冷战，退回到孤立状态中去。但是，里根总统却奋力整军经武，向共产主义挑战，这就使苏联政府更加为之沮丧。毫无疑问，以上所说的每一项，都曾在苏联解体中扮演过作用。不过，如果苏联是一个健全的机体，这些因素也不能就颠覆一个庞然大物的苏联帝国。正国为苏联这个机体已经是百病丛生，所以这些因素就发生作用了。
马克思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理论基础，而马克思主义本身就带有使其毁灭的种子，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的论述是错误的。马克思主义是建立在一套虚假的历史哲学上面的，也是建立在一套空中楼阁的心理学理论上面的。
马克思主义有一项基本论点：认为它所竭力要废除的那个私有财产制，只是一个过渡性的历史现象 (即介于原始共产主义与高度发展的共产主义之间的一段插曲)。这个论点显然是错误的。所有的史料证据都表明：自古以来直至近世，为财富之主要来源的土地，除掉为君主所专有者外，总是属于部落、家族或个人的。土地上孳生的牲畜、商业和资本，无论何时何地，总是掌握在私人手里的。由此可知：私有财产制决不是一个过渡性的现象，而是社会生活中一个永恒的主题，因此，也就是坚不可摧的。
还有一个同样严重的错误：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性是可以无止境地予以改造的，因此只要把惩治和教育结合起来，就可以造就出一批毫不利已的新人，甘愿投身到社会中为社会服务，实现柏拉图在其《理想国》中所描述的那种社会：“在社会生活中，完全没有私人或个体之分。”即使共产主义政权为达到此项目的而施行的高压政策能够收效，这种效果至多也只是暂时的，转瞬即逝：就像那些驯兽师所知道的那样，兽类经过精心设计的驯练，可以玩出各种各样的花招，但只要离开了驯练，不要多久，它们就会把所学到的东西忘记得干干净净，恢复其原来的动物本性。再者，后天所获得的性格是不能遗传的，那么，每一代新出生的人，都会给世界带来许多非共产主义的生活态度，其中最强烈的肯定就是要活下去的谋生之道。共产主义不能改变人的本性，这就注定它最后必将失败。墨索里尼甚至在其转变为法西斯党揆以后，还对共产主义抱有某种同情。他在1920年曾断言道：
“列宁是个艺术家。其他的艺术家是用花岗石或金属作为素材来工作的，而列宁这个艺术家是把人作为素材来工作的。然而，人比花岗石还坚硬，而且也不像铁那样可以任意加工熔铸。所以，至今也没有能拿出一项杰作来，列宁这个艺术家是失败了。事实证明，这项工作他是无法完成的。”
实际情况如此，这就迫使共产主义政府要用暴力作为进行统治的常用手段。要强迫人们把他们私有的东西交出来，并且要他们放弃个人利益来服从国家的需要，这就要求公务机关须享有无限的权力。列宁给 “无产阶级专政” 所下的定义，正是如此。他说：“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力是一种不受任何约束的权力，不受法律条文的约束，绝对不受任何规章制度的束缚，它完全是以暴力为基础的。”
历史经验表明，这样的一种政权倒也真的行之有效：它曾经强行于俄国及其附庸国，强行于中国、古巴、越南、柬埔寨，以及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然而，它的代价是惨重的，那还不仅是无数人所遭受的种种苦难，而且是这些政权所为之奋斗的那个目标，即人人平等，也完全消失了。
在为这种以武力镇压为基础的政治体制进行辩护时，列宁总是说这种政治体制是暂时的，一旦完成了它的任务，这种以镇压为务的国家就要消亡了。然而他竟然不顾这一事实：“国家” 是个集体的总称，它是由众多具体的个人集合起来的。这些个别的人，不论其历史使命为何，总也要关心其切身利益的。尽管照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说法，国家仅仅是为其主人翁服务的，它本身没有什么利害关系，但实际上，那些掌管国家事务的人，很快就形成一个新阶级。那个宣称要开创一个新时代的“作为先锋队的党”，也就根本变质了。
国家 (或者更正确地说，共产党) 除了要安置这个新阶级以外，别无选择，因为它是要倚靠这个新阶级来巩固其政权的。在共产主义统治下的国家，官僚机构总是飞速增长的。其所以如此，原因也很简单：因为国家把包括经济在内的国民生活各部门都拿了过来，它需要有一套庞大的官僚机构来管理这些事。每一个共产主义国家，总爱把官僚机构的膨胀当做替罪羊，却没有哪个共产主义国家能离开这套官僚机构而还可以撑持下去。在苏联，在布尔什维克取得政权的头几年内，政府就给它的领导干部提供种种特殊的优惠。日积月累，那些领导干部就形成“高干”，一个可以世袭下去的特权阶层。这就是说，那个要做到人人平等的理想没有了。于是，为了要推行财产权的平等，却必须先规定出权利的不平等，将之制度化。这就造成共产主义中目的和手段的矛盾，共产主义所采用的手段，是和它的目的相悖的。在所有那些由国家控有一切生产资源的国度里，也都有这种矛盾。
是的，那些共产主义国家曾不时采取一些措施，想来消除这种官僚体制对国家和社会所造成的不良影响。列宁和斯大林是用清洗的办法，而在斯大林统治时期，这种清洗就演变为大规模的屠杀。毛泽东则是发动“文化大革命”，想以此来摧毁那盘根错节的党领导干部的特权。这些措施，没有一项是成功的。到最后，还是那些高级干部胜利了，因为缺了他们，政府就寸步难行，什么事也办不成了。
想要用民主方式来实行共产主义，也总是失败的。正如阿兰德当政时期的智利所显示的那样：要在一个有相当多的新闻自由、有独立的司法机关、有民选立法机关的国家里触动私有财产，那是不会成功的。因为这里不像那些“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可以无情地镇压反对党。在这里，反对党有机会把反政府的力量组织起来，一等到人多势众，力量壮大，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把那个革命政权推翻掉。1990年，在尼加拉瓜，那个信仰共产主义的桑狄尼斯塔 (Sandinistas) 解放阵线满怀信心，以为民众会拥护他们，让民众投票表决，结果民众就投票把他们轰下台了。
共产主义国家中衍生出来的那一套官僚机构，也造成经济上的种种失败。这些失败，或者是促使共产主义国家垮台，或者是迫使它们不得不放弃共产主义的一切内容，只保留一个共产主义的空名。把那些生产资料收归国有，就是要把那些生产资料的管理权交到那些官僚手里去。而那些官僚，却既没有能力也没有什么物质刺激足以使他们能有效地去经营那些生产资料。于是，必不可免的结果就是生产不断下降。再者，那种集中管理所带来的墨守成规的刻板性，使共产主义经济很难受到技术革新之赐。这就说明为什么苏联虽然有高水平的科技，却错过了某些当代最重要的科技发明所带来的变革。正如菲德烈·海耶克 (Friedrich Hayek) 所指出：只有自由市场，才能够敏捷地察觉到经济的变动，并作出反应。只有致富的前景，才能鼓励人们在忙于日常生活之需以外，再努力上进。在共産主義制度下，缺乏有效的物質鼓励：事實上，辛勤工作的人反而吃虧。谁若是完成了生产指标，结果他的生产指标就会立即加码。
共产主义的经济政策处处失败，在农业方面，其所造成的后果最为惨重。几乎所有那些受共产党人统治的国家，都是以农业为经济基础的。没收私有土地，搞农业集体化，这就一定要打乱世代相传的耕作方式，造成空前严重的饥荒。苏联，中国，柬埔寨，埃塞俄比亚，北朝鲜，都曾发生过这样的大饥荒。在这些国家中，每一个国家都有数以百万计的人死于这种人为的饥馑。在共产党人统治下的北朝鲜，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还有一大部份儿童因为营养不良而罹致体质上的残疾。在北朝鲜，仅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半期，估计就有二百万人死于饥饿。北朝鲜的婴儿死亡率是每千例生育中有八十八例死亡，而南朝鲜的婴儿死亡率是每千例生育中只有八例死亡。北朝鲜男性的平均寿龄是48.9岁，南朝鲜男性的平均寿龄是70.4岁。北朝鲜国民每人每年的平均生产总值是 $ 900，而南朝鲜国民每人每年的平均生产总值是$13,700。
共产主义没有能提供生活上的富裕，也没有能做到它所企求的人人平等。而共产主义的内在矛盾还远不止于此，它没有自由。马克思原是说，共产主义社会的最终目的，除了生活富裕和人人平等以外，还会有广泛的自由。然而，把一切生产资源都收归国有，这就是把所有的公民都变成国家的雇佣人员─—换句话说，就是把所有的公民都变成政府的附庸。在这种情况下，公民就没有任何有效的保障来限制国家的权力。历史事实证明：只有在财产权得到坚定不移的保护时，个人的自由权利才有保障。因为，财产权构成一道最有效的壁垒，可用来抵御国家的干涉。国家承认其臣民对他们的财物有所有权 (并表示要尊重这种所有权), 这就等于承认国家的权力是有限度的。只要财产权是个法律的概念，是要由法院来强制执行的，这也就是庄严承诺，国家是受法律约束的。这就说明：共产主义所为之奋斗的那个目标，废除财产私有制，必不可免地会使人们丧失自由，丧失其法律的依据。把生产资源收归国有，远不是象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想像的那样，说是可以把人们从物质的奴役中解放出来。正相反，它把人们变成统治者的奴隶。而且，由于物资经常短缺，人们就变得愈来愈重视物质了。
关于那些企图在各自国家范围内实行共产主义的情况，已经说得不少了。想在国际上搞共产主义活动，情况亦复如此。因为马克思主义者把资本主义看做是世界性的，所以他们坚持必须在全世界消灭资本主义。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提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的口号。后来，各国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也都采用这一口号，总以为工人们的团结是超越国界的。
事实证明，这种团结是虚构的空话。不管人们对其所属阶级的情谊如何，无论何时何地，人们忠于本土、忠于本族的心情总是更为强烈的。每当人们遇到外国挑衅時，阶级的差距就消失了。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各国的社会主义者都领会了这一教训。当时，那些参加第二国际的各国政党，几乎毫无例外地都违背其信誓旦旦的承诺，转过去支持各自的“资产阶级”政府，投票赞成参战了。1920年，列宁又一次领会了这一教训：当苏俄红军侵入波兰，说是要把波兰的工人和农民从被剥削的苦难中解放出来时，波兰的工人和农民却同仇敌忾，群起保卫他们的国家，抵御红军的入侵。这样的事例，在历史上屡见不鲜。
这样的事例，并非只有在所谓阶级社会里才会发生。甚至那些由共产党人掌权的国家，表面上像是没有阶级之分，总是不甘心老受苏联的控制，只要一有机会，就要从这种控制中挣脱出来。这样的事，首先发生在南斯拉夫，但最令人惊心动魄的却是发生在中国的那场斗争。中国共产党人原是把苏联当做模范和老大哥的，但中国共产党人掌握政权还不到十年，就认为他们有权去实行并传布他们自己的那一套马克思主义，而且为了坚持此项主张，几几乎要与苏联开战。红色高棉则走得更远，它要完全自行其是，坚决认为它那一套共产主义完全不同于俄国的共产主义，也完全不同于中国的共产主义。甚至当苏联势力鼎盛之际，那些搞“欧洲共产主义”运动的人士也同样要求多元化 (即主张“多中心主义” )。
莫斯科方面要遏制共产主义国际运动中这些离心离德的势力，唯一的办法就是使那些别国的共产党保持弱势，并因此必须完全倚靠苏联。因为，一旦那些别国的共产党发展壮大起来，它们就会自行其是，甚至完全独立。于是，共产主义国际运动便处于进退两难的窘境：或者是让那些别国的共产党孤立下去，势单力弱，做苏联的驯服工具，但对苏联又没有多大用处；或者是听凭那些别国的共产党日益强大，举足重轻，这又会使它们挣脱苏联的羁绊，破坏共产主义运动的国际团结。二者必居其一，第三条路是没有的。
共产主义运动中这些本质的缺点，有许多共产党人是明白的，于是就产生了各式各样的“修正主义”。然而，某些共产主义的忠实信徒，却认为共产主义的失败并不是因为主义本身错了，而是因为推行这种主义的手段还不够毒辣无情。这就证明了哲学家桑塔耶纳 (Santayana) 对“狂热者”一词所下的定义是对的：人们如果忘乎所以，就会以加倍的疯狂来行事。他们会用极其残酷的手段来滥杀无辜。共产主义制度下发生了一次甚过一次的血流成河的大屠杀，从列宁到斯大林，从斯大林到毛泽东和波尔布特，愈演愈烈。
总而言之，共产主义之所以失败，而且注定了要失败，至少有两个原因：第一，共产主义的主要目标是要做到人人平等，但为了强迫达成这种平等，又必须建立起一套享有种种特权的暴力机构，这就使平等之旨荡然无存。第二，无论何时何地，那种忠于本族、忠于本土的情谊，当其与阶级属性发生冲突时，总是会战而胜之的。那种忠于本族、忠于本土的情谊，会把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混合在一起，这就是为什么共产主义容易和“法西斯主义”打成一片的缘故。因为认清了这一事实，所以在1990年以后，那个继承苏联共产党的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就放弃了那个号召世界各国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
那位德国—意大利籍的社会学家罗伯特·迈可斯 (Robert Michels), 预见到这些历史发展的进程，曾正确地预言道：“社会主义者可能会掌握政权, 但社会主义却决不能成功。”
这里还有一层很特殊的原因，那是和共产主义国家的政权结构有关的。列宁所设计的共产主义国家的那一套政权结构，使共产主义的理想无从实现。列宁认为资本主义即将在世界范围内完全崩溃，所以他就按照军事体制来组织他的政府。苏联的共产主义体制，以及那些模仿苏联体制的共产主义国家，都把政治体制军事化了，使之服从中央的统一指挥。这一套政权结构，能调动所有一切的人力物力，在抵御直接威胁其统治的暴力挑衅并向外扩张其势力方面，是很有效的；然而，在对付那些不是武力所能解决问题的挑战时，就显得效果很差，甚至是软弱无力了。那个预期中的世界革命并没有发生，于是苏联的那一套政治体制就僵化了。确实，它是僵化了，当其遭到内部困难的威胁时，诸如民众的冷漠，消极怠工等等，它都无能为力。民众的冷漠和消极怠工，致使经济不断下降，而军事力量亦随之低落。这些困难，只有政府放松其管制才能得以解决。
但是，政府放松其管制，就会使整个共产主义体制为之动摇。这个高度集中的机构，各部门均听命于中央，牵一发而动全身。戈尔巴乔夫要对这种体制进行改革，一开头，体制内就出现了裂痕，而不久就四分五裂了。从这一事件看来，共产主义体制是不可能加以改革的。这也就是说，共产主义体制不可能进行调节以适应变动中的环境。共产主义体制这种固有的墨守成规的刻板性，导致了它的倾覆。
在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有一项争论不休的话题，那就是思想意识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究竟起了多大的作用？──特别是那个标榜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思想意识，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究竟起了多大的作用？某些学者认为：共产主义运动及其所缔造的共产主义政体，都是由思想意识推动的。因此，他们就把苏联以及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称做“主义政体”，即受思想意识统治的政体。
当然，这一点是确实的：如果没有马克思所设想的那一套理论以及那些关于“黄金时代”的神话传说，如果不是列宁首先把这套理论付诸实施，那么就不会有什么共产主义运动了。这就为人们提供了一套策略，即如何到马克思、列宁的著作中去寻章摘句。不过，我们承认这一点，并不等于承认共产主义政体就是一种“主义政体”。那是因为：各种思想，不论其为政治思想或经济思想，一旦付诸实施，就形成一种权力，而这些思想就迅即成为这种权力的工具了。例如：资本主义经济是把亚当·斯密 (Adam Smith) 的《国富论》奉为经典的。但就没有人真正认为：在过去的二百多年中，资本家都是受亚当·斯密的影响，由其所说的“那只看不见的手”指引着，或按照其学说中的其他主张来经营业务。只因为亚当·斯密的思想正适合资本家们的需要，所以他们就拿过来利用了。
我们有理由相信，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命运也就是如此。那种认为千百万共产党员和国家公务人员全都信仰那位十九世纪德国经济学家马克思的学说，肯定只是一种书生之见，其中有些人似乎相信人类是受思想支配的。共产党在成立之初，通常都是人数很少，而且经常受到迫害。党员要冒生命危险而绝无利益可图，因此当时大部分的党员是有高尚情操的，他们是由于思想意识的动机而参加党。然而，一旦共产党人掌握了政权，有生杀予夺之权，这样的执政党便招来一大批新党员。这批新党员，大都只是在口头上说是信仰那居于统治地位的思想意识。1922年，苏联曾对其共产党员的状况做过调查，结果表明：其中只有0.6 % 的人是大学毕业，只有6.4 % 的人有中学毕业文凭。根据这种情况，有位俄国历史学家就断言：党员中有92.7 % 的人是没有什么工作能力的 (不识字的文盲占4.7 %)。对于这种情况，列宁感到很痛心，曾于1921年发动第一次“清党”，要把那些“投机分子”从党员干部中清除出去。但这是徒劳的，不能遏制那必然之势。由于共产主义国家把各色各样的任务都抓过来，干部队伍不断扩大，投机分子便蜂拥而至。就投机分子说来，党员资格就意味着安全，意味着名利双收。权力成了争夺的目标，自保才是真诠。这时，思想意识只不过是一片遮羞布，用来掩饰这个政权的真面目。漂亮的口号高唱入云，而实际上却在追求最世俗的东西，干着最肮脏的勾当。
有件事是很有意思的：当苏联政府在1991年解体时，那些照理说来是要保卫马列主义思想纯洁性的保卫者——身居高位的高级干部，却都不战而溃，争先恐后地去抢国家的自然资源和工业设备，巧取豪夺，在“私有化”的口号下将之据为已有。如果苏联政府真的是忠于马列主义的思想原则，那么这种事就根本不会发生了。
还有一个有趣的例子，足以说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意识在共产主义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并没有多大的作用：尼基塔·赫鲁晓夫继斯大林之后，是1953年至1964年这十一年间苏联的统治者。他的儿子谢尔盖，替他写了一部传记。这位小赫鲁晓夫，在为其父所写的传记中有这样一段话：
“从我的学生时代起，我就一直努力探索，想知道共产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但却一直茫然无获…… 我一直想请老爸给点启示，弄清共产主义的性质，但直到现在也没能得到一点明白的回答。我懂得了，连他本人对这个问题也是不太清楚的。”
若是连那位共产主义集团的首脑、竭力宣称共产主义即将在全世界取得胜利的领袖人物都不能对他的儿子说明共产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那么，谁又能指望那些基层干部能对共产主义有什么言之成理的了解呢？
那是一种自我中心的意识 (有个人的自我中心，也有国家的自我中心), 驱使着共产主义国家前进，同时也就抛弃了它那要求做到人人平等的理想。苏联的领导人和中国的领导人，只要有利可图，便会背离马克思主义的教条。这样的事，还不够多吗！还不够离经叛道吗？在1917年，列宁让工人们接管工厂，让农民们分得土地，尽管这些无政府主义的行径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及至1921年，列宁又恢复农产品的自由市场，并允许在消费品方面可以用资本主义的方式来经营。斯大林给集体农场的农民留一块自留地，自留地的产品可以按议价出售。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斯大林鼓动在国外搞“人民阵线”，那就是叫共产党人与他们的宿敌社会民主党人通力合作。赫鲁晓夫放弃国际上的阶级斗争，而代之以“和平共存”。 毛泽东宣称人的意志可以战胜客观实际，而他的接班人却鼓励人们去发家致富。所有这一切，都是用共产主义的名义来进行的，都说是为了要实现共产主义。但每一项措施，都是为了党的最高利益而牺牲思想意识方面的要求，至少是暂时地牺牲了思想意识方面的要求。而党的最高利益却是永远不变的，那就是：无论何时何地，都要维持并扩张那个不受任何限制的政权。
为了实现共产主义这个乌托邦而进行的种种活动，代价是十分惨重的。这些活动，造成了千百万人的死亡。根据《共产主义黑皮书》编者斯蒂芬·柯尔多瓦的估计，全世界因为共产主义而死亡的人数，在八千五百万人至一亿人之间，那比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加起来的总和还要多出一半。有人想出种种理由来为这些巨大的损失作辩解，诸如引用那句谚语，说是“为了做美味的煎蛋饼，就不得不先把鸡蛋打碎”。在这里，除了不能把人命和鸡蛋相提并论以外，更可悲的是：共产主义运动是打碎了鸡蛋，却没有能做成美味的煎蛋饼。
那些活下来的人，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共产主义国家为了要做到举国一致，舆论一律，它们用高压手段把那些不随便附和的人予以放逐、囚禁，或剥夺其发言权。而那些人，往往都是最聪明能干、有远见卓识的。于是就产生了逆向淘汰的作用。那些最庸碌无能、唯唯诺诺的人，最能左右逢源地活下去。而那些有远见卓识、忠心耿耿、大公无私的人，倒反而无法存身。就是这样，共产主义国家丧失了最优秀的人才，只能相应地贫弱下去。
俄国试行共产主义的时间最久，创巨痛深。共产主义在俄国所遗留下来的影响之一，便是使民众丧失了独立自主的精神。因为在苏联那种政治体制下，一切公务都必须按照上面发布的命令来办理，自作主张就是犯罪，于是人们就丧失了当机立断的能力，事无大小，都是等待上面的命令来照辦 (只有刑事案件可以例外)。在一阵短暂的要求实行民主的热情迸发出来以后，又故态复萌，渴望有个强有力的领导人来领导。这个国家已经欲振乏力，难以决定自己的命运。然而，共产主义给俄国所造成的伤害还远不止此，而所有那些长期受共产党治理的国家也都和俄国相似。在这些国家里，共产主义也使人们丧失了职业道德，丧失了对社会的公德心。
物质占有欲是出于本能，而要尊重别人的财物却必须经过学习。这个道理，从儿童心理学里就可以懂得了。由此可知，如果某人发觉别人 (不论是政府或社会大众) 不尊重他的财产权，那么，他也就会不尊重别人的财产权，而且更滋长其贪得无厌的本性。苏联共产主义体制崩解后所发生的情况，正是如此。这种情况，阻碍着俄国转型为真正的市场经济，因为市场经济是以尊重财产权为基础的。
马克思曾认为：资本主义因为其内在的无法解决的矛盾，是注定要灭亡的。其实，资本主义是一种凭经验办事的制度，能随机应变，灵活运用，每一次都能想方设法来克服它所遇到的危机。而另一方面，共产主义却是刻板的教条——那是一套伪科学转化为伪宗教，再具体化为一套僵化的政治体制。事实证明，共产主义不可能放弃其所信奉的那些错误观点，不可能抛开那个共产主义的幻影。如果共产主义还会东山再起，那就是逆历史潮流而动，一定会遭到另一次惨重的失败。那样的行动，将类乎狂人的愚行，那就是反反复复做着同样的事，却异想天开，指望会有什么不同的结果。
被隐去的联合国1973号决议
作者：Xiao Qiang 来自：GFW BLOG
被新华社蓄意隐瞒的“联合国1973号决议”的重要主体内容如下：
一、
【联合国正版原文】：谴责严重、有系统地侵犯人权，包括任意拘留、强迫失踪、酷刑和即决处决，还谴责利比亚当局对记者、媒体专业人员和相关人员施加暴力和进行恫吓，敦促利比亚当局遵守第1738(2006)号决议所述的国际人道主义法为其规定的义务。。。
【新华社通稿】：没有提及上述第二项“决议谴责侵犯人权、拘留、强迫失踪、酷刑和即决处决”的内容。
二、
【联合国正版原文】：认为目前在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发生的针对平民人口的大规模、有系统的攻击可构成危害人类罪。。。
【新华社通稿】：没有提及上述“决议认为的可构成危害人类罪”的内容。
三、
【联合国正版原文】：谴责利比亚当局继续使用雇佣军。。。16. 谴责雇佣军持续流入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呼吁所有会员国严格遵守第1970(2011)号决议第9段为其规定的义务，防止向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提供武装雇佣军人员；。。。
【新华社通稿】：没有提及上述第三项“决议谴责利比亚当局继续使用雇佣军”的内容。
四、
【联合国正版原文】：13. 决定用下一段取代第1970(2011)号决议第11段：“呼吁所有以本国名义或通过区域组织或安排采取行动的会员国，特别是该区域国家，为确保第1970(2011)号决议第9和第10段规定的武器禁运得到严格执行。。。
【新华社通稿】：没有提及“决议决定取代1970号决议关于武器禁运”的内容。
五、
【联合国正版原文】：17. 决定所有国家都应该不让任何在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境内注册的飞机或由利比亚国民或公司拥有或经营的飞机, 从其领土起飞、在其领土降落或飞跃其领土，除非有关飞行事先得到委员会的批准，或为紧急降落；。。。
【新华社通稿】：只提及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但没有完整地提及整条禁止飞行内容“决议要求所有国家应该拒绝利比亚的飞机在境内起飞或降落”的内容。。。这条太过蓄意选择性地报道了。。。
六、
【联合国正版原文】：利比亚：安理会决议拟进行的指认。。。
【新华社通稿】：“决议还决定对利比亚实施比第１９７０号决议更为强硬的武器禁运和财产冻结等制裁措施，其中包括冻结利比亚中央银行和利比亚全国石油公司等利比亚实体的财产”。。。但“决议指认”执政当局高级官员只字不提。。。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1973(2011)号决议，
网址：http://www.un.org/chinese/aboutun/prinorgs/sc/sres/2011/s1973.htm
联合国新闻稿《安理会通过决议对利比亚实施禁飞》，
网址：http://www.un.org/chinese/News/fullstorynews.asp?NewsID=15252
新华社新闻稿《联合国安理会决定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图]》，
网址：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1-03/18/c_121202951.htm